爱华网约翰·雷克伯在杜邦公司，约翰·雷克伯最开始只是个私人秘书，做一些打字和速记的工作，但是他在金融方面的天分引起了皮埃尔·杜邦的注意。最终，他成为杜邦公司的财务主管，接着又晋级为董事会及执行委员会成员。斯隆把雷克伯比作是“艾吉尔式男孩”。“艾吉尔式男孩”是美国作家艾吉尔（Alger，1832—1899）在其历险小说中塑造的形象，尽管出身贫穷，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和正直善良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他人的尊敬。在通用汽车公司，杜邦需要雷克伯在财务方面的技能，因此把他提升为公司副总裁及财务委员会主席。雷克伯善于言辞、穿着考究，并且与华尔街的人关系密切，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代表通用汽车公司四处发表演说。同时，雷伯克仍是杜邦公司的副总裁，主要负责财务工作。1920年和1921年杜邦在位期间，尽管斯隆是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杜邦的得力助手，但是在地位排名上却次于雷克伯。在杜邦辞职并任命斯隆接班之后，斯隆与雷克伯的关系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在社交场合都友好融洽。
斯隆高度评价雷克伯的个性—“聪明且富有想像力”，而对于更加稳重的杜邦，斯隆则评价为“沉稳而保守”。斯隆对雷克伯天赋的评述一针见血：“他所犯的错误，如果可以被称作错误的话，也会刻着他的进取心、热切的期望和智慧的烙印，而这些特质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能像他这样准确预见汽车工业未来的人为数不多。”而后的七年间，斯隆和雷克伯的配合越发天衣无缝，通用汽车公司的年收入和利润也飞速增长。实际上，在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身兼数职的雷克伯，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丰厚薪水及股票投资的获利自立门户，但是他没有这样做。aihuau.com雷克伯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改变了财务责任体制，成立了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提出了员工储蓄金投资计划。但是，雷克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现金系统，减少了公司在多家银行的现金余额，并且扩大了通用汽车公司可以随时从银行借到的可贷信用的额度。这样一来，通用汽车公司可将闲置资金投资于短期证券，增加了公司的短期收入。1928年，雷克伯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筹集资金，成为史密斯竞选总统的有力支持者，而斯隆认为职业经理人应在公众面前保持政治中立，这显然与雷克伯对政治的热衷相抵触。1928年，总统竞选还在继续，令斯隆更加生气的是，媒体总是把通用汽车公司与总统候选人联系在一起。媒体的宣传势必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通用汽车公司站到了民主党一边，与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对立。斯隆认为，倾向于任何一边对通用汽车公司都没有好处，企业与政治的结合非常危险。与斯隆相反，雷克伯百般游说，而董事会主席杜邦也同意在财政和宣传方面对史密斯给予帮助，这使通用汽车公司的形势雪上加霜。对于雷克伯的做法，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斯隆认为雷克伯应该辞职；雷克伯则想暂别公司，等到选举结束再回来。他们之间的矛盾继续上演，最终，斯隆的建议在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里占了上风，雷克伯被迫辞职。正如斯隆的传记作者写的那样：“斯隆正在为美国的企业家树立一个崭新的理念—职业公司管理者。对于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来讲，肆无忌惮地支持政党的行为并不合适。”没过多久，杜邦也卷入了这场政治纠葛的漩涡，使他不得不暂时告别董事会主席的职位。最终，斯隆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多次抛头露面，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以抵消雷克伯和杜邦对民主党候选人史密斯的偏好。美国中西部那些保守的通用汽车经销商们对这位支持废除禁酒令的史密斯极为不满，斯隆的决定妥善平息了他们的负面情绪。雷克伯事件表明了斯隆的两条主要原则：公司的利益至高无上并且对员工应公正无私；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不应该做出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雷克伯和杜邦却强烈地反驳道：管理者有权利也有义务利用政治武器来影响社会及经济的变化。只有在不损害通用汽车公司利益的基础上，斯隆才能对上述说法大体上表示赞同。斯隆在他的两部自传中都没有提到这件棘手且令人沮丧的事情。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大概斯隆觉得再次提起该风波，有损通用汽车公司的企业形象。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始终让斯隆忧心忡忡。斯隆不希望自己或者通用汽车公司卷入政治纷争，因为政界的干扰总是会影响公司对生产的专注。最终，斯隆与通用汽车公司其他管理人员都选择了对政治敬而远之的做法，就像他们对雷克伯以及那些离开公司而到联邦政府去谋高职的人的态度一样。最后有关雷克伯在财务智慧方面的赞赏来自于1928年克莱斯勒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的报道中。该报道把通用汽车公司与克莱斯勒公司不同的管理风格加以比较，指出：“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管理离不开雷克伯—杜邦式的金融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