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工荒”是真是假? 进入5月,媒体关于“民工荒”的报道开始大量出现。笔者在google中输入“民工荒”三字,符合条件的信息多达9230项。《羊城晚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人民日报》（华东版）等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报道。《南方周末》7月15日时政A3版的《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一文更是被国内众多报纸转载，将关于“民工荒”的探讨引向深入。 同任何发生在转型中国的事件一样，“民工荒”甫一出炉就引来各方的积极猜想。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媒体在“民工荒”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相当的一致。大部分报道是在认同“民工荒”存在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如《新京报》的《广东爆发“民工荒”主因是漠视工人基本权利》、《经济观察报》的《链条开始断裂》、《南方周末》的《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等等。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华东新闻》的《民工真的供不应求？》一文认为时下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的只是“招工难”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逆转，更不能以“民工荒”一概而论。 那么，“民工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最早传来“民工荒”消息的是福建。今年入春以来，沿海的福州、泉州、莆田等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福建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发布的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上述地区劳动力市场均出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另外，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已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在沿海其他省份也不同程度的存在。7月份，笔者在中国袜业之都诸暨大唐镇调查时，有不少企业主谈到与往年相比，今年招工特别难。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负责人介绍说，在往年，农民工会主动来企业找工作，而今年企业专门组织人员去西部省份招工。不过他表示目前基本上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当笔者问及今年员工工资有没有因为“招工难”而提高时，他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整个大唐的情况也差不多，周围的企业如果涨工资，我们肯定也会涨的。”而据笔者了解，当地一名熟练工（一个人能同时管4-5台袜机），每天工作12小时（诸暨袜子企业大多数实行两班倒），每月能拿800-900元（如果停电不生产，还要扣钱。）令笔者有点吃惊的是，小型家庭企业虽然也感到招工难，但都能正常生产，并没有出现类似福建晋江等地民企的情形。一位业主说，年初的时候招工确实比较难。一般来说招工都有中介人，想介绍出来打工的要给他们几百服务费（今年的价格是两百元左右）。中介人等民工人数差不多了就用车送到这里。“今年大家都抢着要，我家原先说好五个人，中介人又给了别家，因此耽误了开工。”他补充道。从调查来看，当地企业“招工难”现象一般发生在年初开工和中途扩大生产的时候，日常并没有缺工压力。“我们一天做12个小时，老板包吃包住，一个月六、七百块。钱过年时才能拿到，平时不发工资。”一位女工告诉笔者。这似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而“没有缺工压力”也许没什么值得骄傲。 相对于媒体高调报道“民工荒”，负责对外宣传的广东省劳动厅办公室主任张祥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称广东并没有出现“民工荒”。“媒体报道的广东省出现200万技工缺口中只有60-80万真正的岗位缺口。”张祥说，在珠三角劳工充足，并不存在招不到工的情况。
如果说这段话还有宣传官员的痕迹，接下来的一段话则较为中肯，尽管与他上述说法有些矛盾。他说，在珠三角这个庞大而又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大量的空缺岗位和找不到活干的工人同时存在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这一条恰好为深圳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刘开明博士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刘开明博士是中国较早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之一，他认为珠三角工人缺口200万的数字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像东莞、虎门、石这样的工业镇的缺口就在10-20万之间。”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空缺岗位和找不到活干的工人”这一对矛盾有助于我们解读以下两组数据：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2004年6月底统计数据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数字仍然在稳步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回落。另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企业雇佣的工人人数比2003年增长13%”. （《南方周末》2004.7.15） 从这两组数据来看如果“民工荒”被理解为流入量出现萎缩，那么“民工荒”不仅没有“荒”，反而在整体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而如果将“民工荒”理解为民工增长数量不能满足企业增加的需求量，那也仅是暂时的现象。据统计，尽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了9800万人，但仍然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释放出来。如果政府能设法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为打工者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培训，减少政策限制，相信只要其中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能释放出来，就足以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所谓的“民工荒”也不会出现。 当然，就全国而言不存在“民工荒”易于理解。事实上，局部地区确实出现“民工荒”。珠三角一些地方从机电设备装配工、维修工、裁剪缝纫工，到餐饮服务员、业务员、家政服务员，不少企业纷纷喊“缺工”，技能型工人更缺。但是这些情况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和行业，并且形成“缺工”局面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没有民工，而是由于当地一些企业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后面将做具体分析）中国剩余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很大，目前只是暂时的劳工短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节，劳动力市场会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招工难”，而不是“民工荒”。民工在哪里？ 对于目前“民工荒”出现的原因，各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漠视工人的基本权利。在东莞和深圳等地，工资水平很低。上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企业的月薪就已经达到600-1000远，现在还是这个水平，其他行业工资都增加了，加上通货膨胀，生活成本提高，都加大了农民工的生活压力。人是经济人和理性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民工流向的转变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四川省每年有700多万人出省打工，其中广东占了近一半。但在今年新增加的80万民工中，流向广东的仅有5万人，这远低于现在在粤川籍民工的比例。据报道，当地官员认为四川省新增输粤民工增幅减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广东企业的工资水平已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有竞争力，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今年用工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流向长三角和内地的民工人数增加很多；第二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多数外出，留在农村的绝对量已经不多。河南和湖南两省的资料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两省的农村劳动力管理部门同时指出，如果广东企业还保持低水平，他们将失去对劳工的吸引力。据称湖南省今年新增的81万外出民工中，流向长三角的趋势很明显。（表一：珠三角、长三角主要城市工资对比） （另外北京、上海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495元、 570元 。） 拖欠工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有的企业不遵守基本的法律，经常拖欠、克扣甚至不发员工工资。“这一点很伤员工的感情，企业口碑不好，很多人不敢去了。一个地区的企业都这样，这个地区招工难也就可以理解了。”（《深圳商报》）据新华社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调查，72.5%的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全国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人民币。 工作条件差，环境恶劣，甚至身体受到伤害是另一个原因。一位曾在温州某服装企业打工的女工告诉笔者：早上7：30正式上班，中午和晚上吃饭各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不到半小时），晚上10：30才能下班。车间是由小学校舍改建的，几十个人一起非常闷热。宿舍十分简陋，一般都十几个人一间，所谓的夫妻房也是好几对夫妇住在一间。尤其是厕所，破烂不堪，臭气熏天。“如果加班比较多，一个月大概能拿到1000块。下半年是旺季，能拿多些，上半年是淡季，拿到的很少”，她说，“人虽然辛苦一点，但一个月能拿到1000元已经很满意了。”这种情况仍属幸运，最可怕的是在工作中受伤。农民工由于没有保险，老板又不愿多出钱，最后只能放弃治疗。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和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伤亡数字的背后暗藏的是企业主为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羊吃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解释蛮横而有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逻辑下，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资、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如此，并且笔者也希望“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是“民工荒”的主因。事实上，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你就能理解“打工再苦也比种田强”并不只是农民的理念，更是他们所更依赖的唯一路径。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有这样一组对话：（见该书p403） 我与一个农民就此交谈过。 他推心置腹地说：“种地有风险，遇到灾年，我将颗粒无收，欠下种子钱、化肥钱、土地承包租金等等。即使丰收年，一亩地所剩最多的也不过几百元。十亩地才几千元。而那需要全家人付出劳动。现在，我只身进城，靠卖苦力，每个月怎么也能挣三四百元，甚至更多些，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元，而且旱涝保收。再也不必怕什么灾年不灾年的了。所以我们弟兄几个都从农村出来了。土地留给妇女们了。她们能种便种，不能种干脆退给村里就是了。 我问他：“这样的生活还过得去？” 他说：“还行。” 我问他还行怎么理解？ 他说反正不比种地的生活差。 我问他以后怎么打算？ 他说不想以后，“摸石头过河”呗！ 这几乎是所有农民工的心声。在笔者的家乡（浙西南山区），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在外头打工，剩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孩童。而这也差不多是整个中国落后地区的真实写照。 另一个事实是，生活的重压使农民工缺少说“不”的底气，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还是被现实压制。即使选择离开，结果无非是自身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岗位被新来的民工迅速填充。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数量并没有因为工作条件的恶劣而出现明显的下降。“晋江市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近年来晋江市每年的新增流入人口大多在3万-5万，从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流入量也并没有出现萎缩。”（《南方周末》） 梁晓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农民篇中这样写道“目前各大城市所呈现的“民工潮”现象，其实是大批农民的自救现象。这绝不意味着“变”，而只不过意味着生存方式的临时选择，生存状态的权宜之计。这次的“民工荒”与其视作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毋宁看作是另一次的“自救”，又一次的生存方式的临时选择。不同的是，以前是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现在是从“差”的企业到“好”的企业；“差”的城市到“好”的企业的转移，虽然后者也不是他们的归宿，但至少给人带来了希望的遐想。 2.政府对农业加大政策扶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返乡种粮的积极性。中央一号文件尽管很少有农民了解，但具体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今年政府对农业加大政策扶持之后，城市与农村的比较优势有所减弱。统计表明，今年农业主产区农民人均收入因政策因素将增加50多元。上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已超过城市居民增长幅度。农产品价格增幅明显，以中稻为例，2002年的收购水平是50元/百斤，2003年增加到80元/百斤，今年更是达到100元/百斤。这两个因素已经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造成一定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作为一种市场行为，1996年以来粮食价格持续低迷，使外出打工成为广大农民增收的唯一途径。但去年底以来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在城市中脏、重、差、高危工种和回到农村种地的选择中，一部分农民选择了后者。据媒体报道，在今年春节期间，江西省的许多农户都注意到了2003年9月以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并表示在2004年要把已经转包出去的农地拿回来自己种粮或者要把单季稻改种成双季稻。相应地，原来在城市中就职于低薪岗位的民工会有一批回家务农。 民工返乡务农，势必会带来民工数量的回弱。但就笔者观察，这部分民工数量不会很多，（比较多的也只是出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和价格走高两个因素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影响不是很大，在一些耕地较少，粮食不多的地区，农民甚至希望粮价能够走低，因为粮价上升没有给这部分人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要加大成本。）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因素在上文已经分析过，尽管农产品价格上涨明显，但农资价格也有大幅上涨，国产复合肥国合零售价1370.29元/吨，与上月相比上升2.15%，普通棚膜国合商业零售价9925.21元/吨，与上月相比，国合商业零售价上升2.27%，与去年相比更是上升不少。（《农村信息报》）种田成本增加明显，因此务农整体效益还是很低，大部分人仍然愿意留在城市打工。 另外，笔者在研究民工问题时将农民工分为三代：第一代大致是1960-1969年出生的。这代人25岁以前基本是在农村度过的，并且能很好的掌握务农的技能。。这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吃苦耐劳，对工作的期望值较低。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集体挣过每天只有两三毛钱的工分，因此能在城市挣到钱已经很满意。在打工几年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回到农村务农。由于他们熟悉务农技能并且吃苦耐劳，回家之后干活容易上手也安于重新种田。现在这代人基本都回到了农村。 第二代人大致出生在1970-1979年。这代人与第一代人相比，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人都有初中文凭，对工作的期望值也较高，但在吃苦耐劳、务农技术方面有所不及。现在这代人大多数都有了孩子，（小的一两岁，大的十岁左右）孩子的教育很成问题。如果在城市上学，公办学校高额的赞助费负担不起，民工简易学校的教育质量又很难保证。权衡之下，很多女方回家照顾孩子上学，而父亲则继续在城市打工。减少的这部分数量不会很大，并且大多数人很难再安于务农。她们会在孩子稍大的时候重新出去打工。 第三代人出生在90年代以后。这代人与前两代人相比，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或高职学历，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最高，但由于是直接从学校到社会，大多数人缺乏务农经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希望找到既轻松、又有高薪的职业，而不愿从事脏、累、苦的工作，但大多数由于缺乏培训没有技术而不能胜任。因此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庞大的未就业人员，一边是巨大的岗位空缺。另外值得引起政府和社会注意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女孩子进城之后选择“小姐”作为自己的职业。在笔者的家乡每年都会听到“某某高中刚毕业在城里打工每月有3000多元”的消息。过年时见到几位更令人唏嘘不已，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妖娆万分，而一年前还是学生装束。实在令人痛心！比较肯定的是即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务农。这部分人总体数量上不会下降，但由于年轻人“不会干，不愿干”两个因素的存在，部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可能仍会继续。 ３.劳动力结构不合理被视为“民工荒”的另一个原因。就全国来说，农民工资源供给十分充足，但在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出现劳工短缺。“民工荒”首先出现在沿海部分发达地区而不是在中西部城市，这一点似乎并不能完全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城市相比，用工需求大，不容易满足”来解释。“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这一对矛盾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广东省劳动厅张祥认为，广东省的200万技工缺口尽管不全是岗位空缺，但的确有不少于200万的职位没有满足用工者的需求，比如技工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现象非常普遍，中高级技工缺口非常严重。已被呼吁很久的，加强中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仍然非常滞后，已经影响到了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经济观察报》）而媒体所渲染的“技工荒”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据说深圳一家企业，开出了6000元月薪也未能找到高级钳工。 “民工荒”的表象折射出的其实是发达地区企业的升级之忧：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成熟迫切需要有技术、会操作的新型工人，而市场能够提供的只是“有气力，愿意干活”的普通工人。笔者在诸暨大唐等地调查，有不少企业直言“普通工人基本能招到，机修工却很难找。”所谓的机修工.是负责日常袜机的维护和修理的技术工人，一般月薪都在3000元以上，高的甚至上万。 从最近的情况来看，技工远比大学生难招。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有企业因招不到技工导致项目不能上马。另一方面，用工条件的提高，让那些空有一身力气的民工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比比皆是。在相当程度上，所谓的“民工荒”，真正缺的是熟练工、技术工。 ４.投资热潮推动劳动力需求.专家和媒体尽管对“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仍然意见不一，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２００４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陈第镇，大大小小的制鞋厂有三四千家，大到一千名职工的知名企业，小到只有几个人的家庭作坊。最近两年由于生意好做并且制鞋业相对其他行业来说资金投入不大，晋江的鞋厂是小的变中，中的变大。当地一家企业三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两年时间里，生产线从３条增加到８条，工人也从１０００多增加到３４００人。而这几乎是晋江乃至沿海发达地区企业的缩影。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从前述四个原因的分析来看，第一个原因对民工整体数量影响不大，但它促使民工从条件差的企业流向条件较好的企业，从整体务工环境差的地区流向务工环境较好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局部地区和部分企业“招工难”现象。第二个原因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在现实选择中仍比较缺乏说服力，对民工总体数量影响不大。第三个原因说明的与其说是“民工荒”不如说是因产业升级需要的“技工荒”。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更长的时间。第四个解释比较合理，但这种因为“投资热”造成的“民工荒”可能并非常态，相信随着宏观调控效果的逐渐显现问题将得到解决。 “民工荒”在现实语境中的意义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国内对“民工荒”有系统深入研究的人士还很少，“民工荒”的成因和影响也远没有清晰地揭示出来，甚至在“民工荒”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仍有疑问。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民工荒”只是媒体对正常的缺工现象的渲染，我们仍要感谢这些媒体，正是有一群“好事”记者的存在，才使这些本该早就引起注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公众的视野。 正如媒体所言“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２０多年来，社会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保持了足够的“习以为常”，今天的重大变化，至少给我们带来四个方面的思考。（这里只简单介绍） 1.政府管理模式求变。民工无疑是传统人群中的“异数”，他打破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严格界限，使“进城”的途径在“造反”和“高中”之外有了第三种道路。但作为“异数”，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甚至很难进入城里人的生活圈子，绝大多数人的归宿仍然是回到农村。 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讨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优势问题，但讨论的重点大多集中在企业的身上，很少注意到政府的竞争力问题。在当今社会，政府的管理是一个地方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公共事物领域，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力管理，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新京报》认为由于我们的 GDP计算不包括政府的管制内容，也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增加财富的数量。因此导致了珠三角地区长期实行低成本扩张的战略。所以，在“民工荒”的背后，需要检讨的不仅是当地企业，还有当地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传统的发展观。 一方面，政府必须给进城务工农民以市民待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因为历史和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问题，进城务工农民与所在城市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重大差距，甚至连子女上学也要缴纳赞助费。实际上，这些福利都是民工应得的，民工为企业创造了利润，企业为城市纳税——城市财政中也有民工的贡献，市民从财政支出中享有的福利也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民工。另外，中南财经大学乔新生教授指出，“如果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只看到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简单地当作工具使用，而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没有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那么，在一个表面繁荣的城市里，有可能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事实上，许多城市缺乏对民工的起码尊重，当地政府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对当地企业压榨民工的现象熟视无睹。这种行为已经损害了整个地方的形象。但事情并没有发展到无可挽救的程度，当地政府如果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审视、修改一些政策，并且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兼顾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扭转目前的缺工局面进而吸引更多民工到当地务工并非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为民工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培训。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庞大，但似乎仍无法提供产业结构转型所需的大量人才。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巨大，却长期忽视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从劳动力需求信息来看，一些地方职校生比大学生更抢手。有媒体报道说，近几年大学毕业后“回炉”读技校的人数正逐年增多。不仅职业技术教育明显滞后，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即使有限的技能培训也只针对城市劳动人口，而现在中国的产业劳动力已经从城市人群置换为农村人口。这些人大部分刚刚完成9年制义务教育,他们各方面都需要得到职业前的教育。笔者在诸暨时通过与民工对话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毕业，直接从学校到工厂，几乎没有人受过培训。工人表示，虽然在袜机出工作比较简单，但他们希望能得到职业培训，毕竟有一技之长也容易找到好一点的工作。 专家认为：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培养应作为国家一项战略，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尤其是对技能型劳动力，单纯等市场反应过来时可能已经晚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已经有必要调动一部分社会资源对劳工进行培训，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深圳当代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提出：如果政府力不从心，也应该支持民间机构利用国际资本免费培训员工。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2.劳动力输出模式求变。 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艺才能解开的矛盾。作为连接企业和民工的纽带，劳动力输出模式显然对它们之间的断裂具有重要影响。根据统计，尽管全国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超过9800万人，仍然有3亿剩余劳动力没有释放出来。即使一个贵州省，也有530多万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由于城乡二元制这一制度障碍的存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不能紧密的对应，劳动力的供求在空间上被割裂。不仅简单的迁移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也要时间。中国社会科学人口与劳动研究所的蔡昉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健全，导致供求关系不匹配造成的。他同时指出，1990年代中期经济紧缩的时候大量无法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滞留在火车站、汽车站，无疑就是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传递信息滞后在另一种极端状态下的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能较好的解决劳动力输出问题，像今年这种缺工现象将很难出现。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已有2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以四川省为例，截至2002年上半年，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已有1300多万人实现转移，其中，跨省输出的劳动力超过600万人，海外劳务输出的人员约有1.5万人。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农民工输出的方式比较单一。如果说改革开放初单一的模式促使农民走出农村，那么今天输出模式求变的意义在于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出去，并且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放心地挣钱。笔者将劳动力输出模式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熟人社会的劳动力输出；另一种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劳动力输出。在熟人社会（或者说是乡土社会）大家彼此熟识，也许是邻居，也许是童年的伙伴。在改革开放之初，村子里的“能人”最早出去闯“江湖”。当他们在城市站稳的时候，一般会回乡叫上亲戚、朋友或者邻居等等。在传统仍相当稳固的乡土社会中，这个观念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也因此会给他带来很好的名声。大家对这种方式相当地信任，在一个熟人社会没有人认为自己会被亲戚欺骗。同时，从“能人”的角度分析，他没有必要去骗自己的朋友们，因为代价实在太大——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亲都在农村，和这些朋友的家属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不仅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在指指点点中继续生活。这一成本收益分析一直非常有效，直到出现了“传销”。在狂热的致富梦想中，以往的信条被抛弃。一旦失败，就回去发展亲戚作为自己的下线。当下线发现自己被骗时，在痛骂亲戚没有良心之后，转瞬叫来自己的朋友。而这仅仅是“陌生人社会”给乡土社会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冲击。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传销，这种输出方式一直非常有效。它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得到了保障。 在陌生人社会，信息是不对称的，你根本就不了解别人即使是你的邻居。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以往的经验越来越不适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介开始出现。当然，最“容易”充当这个角色的是政府。几乎每一个县都设有职业介绍所或劳动工作站（劳动服务站）等类似机构。在《青海省农村劳动力输出管理暂行办法》中这样规定“县级职业介绍所和乡（镇）劳动工作站（劳动服务站），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农村劳动力输出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劳动（就业）部门的领导下，负责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登记、培训及组织输出等工作。”在很多地方，劳务输出被作为“政绩工程”得到重视。作为全省惟一的“农村劳动力输出示范县”，云和县出台了《关于加快劳动力转移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推进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异地开发规模的总体目标，制定了全县劳动力转移年度技能培训指标和年度考核指标，并把任务逐一分解到乡（镇）、村，落实到每位驻村干部。（《云和六千农民异地赚“技术钱” 去年经济净收入达1．5亿元》）同为浙江欠发达地区的丽水景宁县。2003年初，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劳务输出基地的战略决策。（《春潮如涌走四方——景宁建设“长三角”劳务输出基地篇》丽水日报2004年2月4日）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笔者调查过的民工中，很少有通过政府介绍出来的。大部分人反映当地政府每年在春节的时候都会组织农民工招聘会，但是其中多数企业要么是要求过高，要么就是待遇过低。所以一般是看的人多，真正找到工作的少。即使找到工作，如果碰到问题，政府基本上是不管的。从对话来看，政府担当中介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它们关心更多的是：只要你能出去就行。 在政府之后参与劳动力输出的是半民间半官方的职业介绍所，当然并非所有的都是从官办机构转化而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很难被民工认同,虽然一些机构确实做的不错。调查发现，70％多的农民都会选择通过自己的亲戚朋友来介绍工作，只有不到5％的农民会选择通过那些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或者是人才交流中心来找工作。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没有相关的“进城”证件，职业介绍所是不会介绍工作的。还一个费用问题，农民工要通过正规的职介所，肯定要交很多费用，对于每月只挣几百元钱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为例。农民工进入劳务市场找工作的话，首先要缴纳20元的培训费和办证工本费，然后具体再到一个职业介绍所的时候，还要缴纳20元的介绍费。如果用工单位考核不合格，介绍所只能退还15元。（介绍成功率大概是50%）民工们则表示，交点钱没关系，但不能只收钱而不办事。一位求职民工：我跟你(用工单位)谈好了，你接受我以后，你(职业介绍所)再收这个中介费也可以。你要不要我(没定)，你把这个中介费拿去了，这是不合理的。（据《非法职介黑市隐患多农民工进城就业找活儿难》）最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些正规的职业介绍所屡屡碰壁之后，很多农民工便把目光投向了非法的劳务市场。这里面固然有农民工贪小便宜，想节省一些中介费的原因，但是，正规的职介中心服务不到位是不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这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前段时间《南方周末》以《劳务输出的“鹤山模式”》为题报道了山东省宁阳县鹤山乡的农村职业中介。这类职业介绍所介于乡土社会模式和陌生社会模式之间。他们的做法简单说，就是先由政府牵头成立农村职介所，专门从事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中介活动，并由乡政府下拨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后来改制为集体承包，最后由个人承包，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职介所在送出农民工之前，一方面先派人到用工企业实地调查，从用工条件、生活条件到劳动时间、工资报酬、信誉情况诸方面，逐一与用工企业洽谈妥当并签订好合同。另一方面则在组织招工时严把关口。这样，职介所每次在输出民工前都与用工企业、农民工签订好“三方合同”，明确各方责任，并最终做到了三方受益。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把农民工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从劳动管理部门和用工企业的“末端管理” 前移到农村中介，通过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村劳务公司的介入，有组织地与用工城市的企业和管理部门“对接”，对务工农民实行全程跟踪管理。对于劳动管理部门而言，由于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极为分散，加之缺乏有效管理机制，“末端管理” 花费的成本很高，并且效果也很差，作为一种事后行为，农民工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而“鹤山模式”是一种“过程控制”，它根据“三方合同”向其他两方提供服务。从民工方来说，农村中介是乡土的，它的老板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声誉，容易得到他们信任。对用工单位来说，农村中介又是现代的，在一系列的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这种模式使劳务输出从原先单纯的“输出方选择”或“输入方选择”转变为双向选择，更利于双方的利益。应该说，“鹤山”模式给劳动力输出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从全国来看，目前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课题组运用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来计算种植业所需劳动力数量，其结论是现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数量约为1．52亿人。如果再考虑技术进步和信息化速度加快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有1．8亿人左右。这将是数量非常庞大的人口转移，未来几年它会形成一个成熟的劳动力输出产业。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2000]15号）中，就提出“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模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联合运作，以及各级各类劳务输出机构纵向、横向联营，建立劳务输出联合体，扩大输出规模，提高输出质量”。这个产业是以劳动力开发和转移为服务内容的。按企业的服务内容进行细分并归口，有的可归到信息产业，有的可归到教育产业，还有的可归到咨询产业。所有以劳动力输出为服务内容的企业的集合体，则构成劳务输出产业。 农村劳动力对外流动规模正逐年扩大，农村劳动力输出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输出方式从以政府推动为主，逐步转向以市场推动为主。农村劳动力向农业以外、区域以外乃至海外输出而产生的各种劳务服务需求，正推动着各种劳务服务企业的蓬勃兴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务输出产业化，就是各种形式的劳务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形成专门分工的过程，就是不断根据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推进市场化服务的过程。”（《农村劳务输出产业化刍议》郭晓鸣盛毅 ） ３.产业竞争模式求变。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巨大，却长期忽视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事实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工厂”并不矛盾，但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显然没能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美好设想与现实行为之间，明显缺乏连接的环节。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本不应该忽视对劳工的服务和培养。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大相径庭的是：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社会对学历的疯狂追逐成就了所谓的“教育深化”。在一个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立国，蓝领劳工扮演经济主角的国度，劳工却被当成廉价的“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 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兴衰或者道德的问题了。缺工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几年前，“技工短缺”的问题已经频频见诸报端。这个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何以在今年被媒体冠以“民工荒”热烈报道？并且参与讨论的人士中不乏当今的大牌经济学家。这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讯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在21世纪是继续死守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还是应该另辟他途？这决定着中国前途和命运，可谓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她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她所依赖的“法宝”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甚至以劳工权益的丧失为代价。（参阅《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 “民工荒”是契机》 以下简写做《中》文 www.hc360.com 慧聪网） 现在出现的“民工荒”或许会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提供一个机会。正如25年前，作为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我们有理由担心，在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以后的老龄化社会中。中国会不会又遇到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中》文的作者举了一个纺织品的例子。据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同时，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如果中国能分享一半的市场，那么仅这个行业，至少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假如我们不想失去如此巨大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善待民工兄弟！ 作为一个以劳动密集型立国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在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众多消费品，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整个国家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大约有一亿左右的农民工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靠汗水，在勤勤勉勉地劳动”。如果说25年前我们需要运用丰富的劳动力完成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告别这种方式实现人的“现代化”。死守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因为劳动力太廉价，厂家没有更新技术、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冲动。新技术固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而投资充满风险。博弈的结果是“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已经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技术改造在廉价劳动力面前被“理性”地舍弃。但最令人担心的并不在此。一些企业视“廉价劳动力”为竞争的不二法则，对劳工的基本权利严重的忽视。他们把民工当成“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意味着他们跟企业已经没有一点关系。而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出于当地GDP的考虑，政府也会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沉默。 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正在不断得到印证。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力量打破这种循环，在目前的条件下政府是最为有力的。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验。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赞叹因为“放弃”而成功的人士，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在生活中模仿。我们的政策同样缺乏勇气。经济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对现今的经济发展模式重新考量。 1.提高民工待遇，尊重民工价值，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 最低工资是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数企业包括某些知名企业都以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员工的工资，很多企业每年盈利数千万元，而辛勤劳动的员工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劳动法》已颁布近十年，但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2000年我国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为11681人，是美国的42.1倍，日本的252.4倍；2000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5.68，是美国的45.6倍，印度的13.42倍，是全球其他生产煤炭国家百万吨死亡率总和的3倍。”（数据来源：新浪网 《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趋势近期难以扭转》）劳动执法监督部门在处理违反劳动法事件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工苦于生活无出路，加上文化程度低、法律知识少，法律观念淡薄，就是明知道发生了侵权行为，也只好忍气吞声，最多是走为上策，只有极少数民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找到劳动仲裁部门解决。笔者认为，中国须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只守着廉价劳动力这一短期优势。这些举措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思想下，将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2.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要致力于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蓝领阶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参阅《中国经济结构亟需调整 “民工荒”是契机》 www.hc360.com 慧聪网）从效果来看“校企联合，市场调节，定单式培养专业对口的人才”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校企共同培养人才，才能整体提高劳工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技工的培养，单靠职业技校，往往缺少实践经验，难以满足企业的用工要求；完全靠企业来培养技工，又缺乏系统理论，虽然容易上岗，但潜力不大。“只有校企联合，理论联系实践，学校为技工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企业为技工人才的成长提供舞台，学校的教师做企业的顾问，研究技工的培养方向；企业的专家做学校的客座教授，为学生讲解实践技能，校企联合，优势互补，才能培训就业一体化，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民工荒的根源与对策》 李国丞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将非劳动力或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这方面有些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做了，但本土企业仍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也导致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 3.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引进技术要素，政府要起引导作用。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单纯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不太现实。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更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有绝对优势的（也有比较优势），这个优势不能抛弃，当然也不能故步自封。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生产成本上，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也有大的提高。企业用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是随时能做到的，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交通红绿灯似的引导作用。比如说，对新审批成立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政府要给予引导和适当控制。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引导，使企业意识到引进技术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最终形成一种“升级激励”。 结语：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在20多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身边的这么多朋友、亲戚会去城市——那应该只属于想象，或者自己的周围在某一天会到来如此多的外乡人…… 这是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幕，没有战争，却有这么多人分别，背上行囊——我愿称之为中国象征的蛇口袋，远走他乡…… 它会成为历史？！ 但是， 我学不会听说书时的冷酷 这是一群关注苦难中国的人士在宝鸡地区调查之后写的一段话，我知道，她可以穿透历史 也许我们还不能让这样多的农民工一夜之间就富裕起来，可是我们至少应该保障他们辛苦挣得的那一点点工资能够平安地拿回家去，让这些血汗钱在农村那昏黄的灯光下的一双双巴望的眼睛中产生出充满亲情的喜悦；也许我们不能一夜之间使国家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可是我们至少应该让农民工们在遭遇强盗时能够找到申诉冤情之门、获得救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