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30年的中国商业史虽然特殊，但并不具有不可复制性，恰恰相反，所有的历史抽丝剥茧之后，它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人性。
文/俞雷我这里要感慨的历史不是“明朝那些事儿”，而是发生在1978年之后的中国商业历史。近30年来中国商业的这些变迁，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历史上，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笔。在旅行途中看完吴晓波送我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年》的上部。事实上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我就陆续看过一些片段。总结这些，对中国商业是相当重要的，尽管最近的我们时常高喊的都是全球化竞争、国际市场开拓，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哪个朝代或是体制，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地上演，惊人地相似。中国近30年的商业历史，交杂的主线有3条，他们分别代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国营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3股势力。中国起初相信，借助西方的技术和投资以及盘活国营企业，经济就会有希望。私营企业的崛起带有一定的偶然成份，虽然1980年中国的报纸上已经在开始扶植个体户，但这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这和后来的私营自由企业有本质的区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体户能雇用几个帮工还是意识形态上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些人甚至要到19世纪的《资本论》上去寻找佐证。中国商业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很多流星般的英雄人物,步鑫生、马胜利等等，他们大多结局悲惨。但起码在最初几年，他们都曾经被当作是带领国营企业走出困境的英雄。事实上，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历史，他们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1992年之前，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中国商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曾发出过“中国去往何处”的追问，无论是当年的杨小凯还是写作《山坳上的中国》的何博传，都曾努力且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的出路实际上是1992年之后才明朗的，当市场经济的大门不再羞羞答答地半倚半关的时候，自由企业的强大活力带领中国走上了不可逆转的高速发展之路。昔日的国营企业“英雄”，他们的失败乃是因为大环境使然。自由企业曾被放在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改革之初，几乎所有对发展的渴望都寄希望于外资。实际上，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就会发现，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也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极度自闭之后又极度自卑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是如此。中国在整个80年代也是极度地崇洋，至少民众的思想是如此的。哪怕在税收政策上，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是今年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享受着比中国自发的自由企业优惠得多的政策和税收。中国营销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和商业的发展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营销完全是为企业服务的。无论是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还是我最近一年来一直在研究和写作的中国营销史，我认为它的主线都是相同的：最初的发展萌芽始于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是寻找出路，在最初，外资被当作是一条捷径，对国内当时的国营企业，始于农村改革的承包制则被认为是灵丹妙药，但中国不久就发现，工业的问题远比农业要难；市场经济的思想和自由企业随后逐渐地萌芽，他们的每一步都是与计划经济做斗争的过程，但是只要开一个口子，中国人就会证明自己能干出点名堂来。无论是营销还是商业，市场经济就像一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它们前进。它们也遵从着加速度的规律，从初期的缓慢到后来的越来越快乃至于现今的晕眩。中国的营销和商业，走过的是萌芽、学习、模仿、创新乃至现在与外来企业抗衡这样的一条路。中国商业的崛起实际上也正是大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近30年来中国的历史尽管特殊，但我并不认为具有不可复制性，恰恰相反，所有的历史抽丝剥茧之后，它的实质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