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四年前的那次宏观调控使地产行业元气大伤，但很显然，并没有让这个行业沉寂下去，经过一轮的休养生息之后，地产热以更猛于以前数倍的姿态出现，以至于今天成为一个更新更重要的生活话题、社会话题、经济话题甚至政治话题。而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房价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房价降价还是不降价？不但是普通百姓争相关注的生活话题，一时间也成了中央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的行业问题。aihuau.com市长的意志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地产矛盾闹得就更为激烈。然而，这种过热的经济现象也会像瘟疫一样“传染”，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从二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从东南部到中西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弥漫着每一个角落。“广州未来5年的廉租房建设计划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计划都已经公布了，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2007年3月初，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市长一席话似乎给普通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市长的话语与市场的行动如果保持一致，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众的意愿，还因为，就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而言，政府的权利被放大以后，似乎能够指导并干预市场的行为。但从以往行业发展轨迹来看，这样的言论似乎又不太乐观。广州作为中国内地第三大城市，又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商业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和开拓者，广州的影响力不止在岭南，很多时候它的辐射力波及全国大范围。因此，关于它的任何行业的任何举动足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参考的样板，至少会是关注的对象。广州曾一度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为火热的地方，尤其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时间，广州的房地产市场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广州地产发展迅速，但一直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也就是说整体发展态势并没有出现极度不和谐的局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即使存在所谓的“地产泡沫”，也远远没有北京、上海那样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广州在“国际化”程度没有北京和上海那么高，自然对炒房团的吸引力不如那两个城市强大，因此主要还是本土房地产商和即使是外来的也是比较遵守“规则”的集团公司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造城造区的大规模运动（广州在这方面还是极具潜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子在地产商和真正的消费者之间更多地是以直接交易的形式存在（当然，这只是相对“泡沫”的严重与否来观察，并不一定它就是健康发展的），这样的沟通显然更为直白和透明；再者，岭南文化的内敛性也让广州更加务实，整体上来看，地产商们在内质上对于概念性的炒作力度不大，实实在在地将房子卖出去就是最主要的目标，而缺少要建立和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或者标准的“野心”，当然，这也并不否定一些在布局全国市场的广州土生土长的地产商们，当他们的实力已经达到可以走出广州时，也会等待时机带着不做精品誓不罢休的精神征战全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而这些事件中最大的积极因素则推动了区域性的资源共享。相对北京和上海而言，广州是个比较沉稳的城市，对外界的张扬力度不大，而且大多也只是通过一些实际的成果展现出来，往往是“先铸品质，再塑形象”。地产调控和市场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都是题外话，暂且抛开不说，似乎在地产市场的和谐比例程度上讲，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的情形似乎更乐观一些。但就一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及普通大众的购买力来讲，广州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前些日子广州的一个副区长放言凭他个人的工资是无法在这城市买得起房子，这样一来，矛盾一下子被放大了，更确切地说原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潜规则的地产供求矛盾又被公众推到了浪尖上，一次再一次地成为大众不情愿提但又不得不提的焦点问题。广州的矛盾也是如此！而且区长的言论更加显现矛盾的激烈程度！事实上，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达“政府意志”之前，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早已坚定地表过态，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房价降下来，不能再一味地按照目前市场趋势发展下去，政府必须要有所“大作为”。中央的方向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遵从中央的方向，正加紧地产调控的步伐。而这种矛盾更为激烈的以北京代表的环渤海地区和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也发起了新一轮的房价降价热潮，各个城市的市长们急于宣誓要达到这样那样的目标，全国情景都差不多相似。此时，广州的市长更为坚决，甚至劝解消费者不要急于买房，并保证房价肯定要降下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就是：如果降不下来，政府负全部责任，并有可能会附之完善的解决方案。这对惯于以房地产的繁荣来提高GDP的做法的政府部门来说，着实让人费解了一番：在目前的阶段，政府和房地产商千丝万缕的关系，按照一般发展情况来看，似乎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来归纳更为恰当。但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地区GDP的增长太过于依附地产市场的繁荣，以这个关乎民生大计的行业作为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支柱，无疑是天平的倾斜：它对提升经济总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长期的过度繁荣又使得国家在宏观调控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次次地调控，终以不理想的结局收尾，药到病却不除。什么原因？经过多年的积累，地产行业所聚集的能量大大超出了政府传统的估量及那些看起来已经被统计得非常详细的数据资料，即使政令一下，也难以撼动地产这座沉重无比的“大山”。但这并不代表着就不改革了，也并不是说根本没有办法了，相反，为了长远的和谐发展，必须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其中，关键要看政府是否舍得一些既得的经济成果，“GDP第一”能否让位于“社会和谐成长”，不过，从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和行为来看，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大力气进行一番整顿，国务院三令五申地提出要坚决抑制过快增长的房价，而不久前两会期间提出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中也应该早已预留了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经济暂时放缓的因素。中央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心，下一步就要看地方政府的节拍是否能够与中央的思路和决策保持一致同频共振，这是改革整顿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也最终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是否实现实质性转变的关键所在。而且，按照国家战略和全球发展趋势来看，品牌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竞争模式，这里的品牌是指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行业，它们具备全球通行的功能，如高科技、制造业、研发生产、金融、物流等各个行业。地产发展再火热，终究只不过是地域限制极强的行业，如果着眼于长远发展，若要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综合竞争力，地产行业不可能成为具备竞争力的行业，它不能构成中国走向世界所需核心要素的功能，因此，只要地产行业成为首要经济热点的现象还在持续，那么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也会因此多走弯路，还可能导致一些既得成果付之东流。中央的方向是要抑制房价，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可能各地有不同的特殊情况，那就要看不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的实施策略如何了。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的结果是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民众共享，让社会和谐成长。因此，解决这个行业所出现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市长与市场地产能否降热，关键还是要看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相互协调的步伐是否一致。至于广大购买者，只是遵循这种规则之下的普通消费者而已，他们有买的权利，也有不买的权力。尽管也有人支持暂时几年不买房就能让房价降下来的言论，但是依靠这种过激的行为，最终民众的利益就能够实现吗？我想，不管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对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都是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但是，房价是否降价的博弈，市长与市场并不是对立的，两者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不断进行各种平衡局面的调整，而且很多时候，市长的“愿望”与市场的“反抗”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前提是这种愿望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实上，愿望与反抗之间的矛盾经常以微乎其微的状态存在。这样的微妙关系直接导致政府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方面似乎不那么坚定，至少不敢单方面突然使出“杀手锏”，从政府与市场的依附关系来看，只是连带性地在其间寻找平衡点。但是今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就连这个最基本的平衡点都没有保持住，市场的“反抗”让市长的“愿望”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摇摆不定，毕竟，今天的计划经济成份逐渐弱于市场自主因素，当政府不再完全计划发展方向时，市场行为得以机会，就会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徘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进步，但它也只是以一种社会形态而存在，并不是终结模式。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这种形态只是存在着相对的和谐，如果深究其中，必然会发现更多的矛盾，今日中国地产界的现象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将注意力放在构建和谐社会，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单纯追求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照顾少数人的利益上。在这一点上，政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愿望与现实总是相差很多。“90/70”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施只是暂缓过多豪宅、大宅露面于世上，尽可能地降低房地产市场上的“铺张浪费”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小户型也可以卖高得离奇的价格，而且政府的这些数字限制并不是绝对的，稍微一疏松，极有变通的可能性。因此，这种界定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房价的上涨，而且今天的地产行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些浅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本身就已经是深入体制内部的矛盾，未免力道不足。再者来说，如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计划之手搞“一刀切”，或者单凭抽样调查的数据来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根本依据，那未免会以偏概全，造成资源的更大浪费。许多城市已开始着手建设廉价房，有些地方还专门规定廉租房不能买卖，只能租给城市的低收入者，政府称这是抑制高房价的一个重要举措，对这种做法的出发点绝对是值得肯定的，政府确实是在为普通民众考虑，但是这项工程能不能按照政府和那些需要的人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会不会出现其他诸如质量、配套、服务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新问题，也是需要准备研究和着手解决的，而不是出现一个再解决一个，这样的话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反而使社会供应链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断层，更为棘手的问题也将会接连不断。当然，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既不能与实际脱节，还要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有两只“手”：一只手梳理社会资源，使其朝积极健康、和谐共进的方向发展，即履行社会义务之“手”；另一只手则掌控着改革大权，拥有社会财富分配的权限，即行使社会权利之“手”。政府与市场共同“操纵”未来之路时，尤其是在刻不容缓的“地产博弈”中，这两只“手”如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应该怎样协调好两只“手”的关系和作用，直接影响到“改革花朵”能否最终成为“和谐成果”的实质性转变过程。
在这一轮博弈中，政府不但要把握时机，更要全力以赴，既要让经济保持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又不能让某个行业的畸形发展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只有强势出击、步步为营，才能创造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环境，最终也让各方利益代表和谐共生、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