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人很注重统一思想,尤其是在落实一项任务时。尽管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的确很重要,但实际上往往是半途而废。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都有卓著的成就,一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其仍然被人们所尊崇。“三段论”就是其在逻辑学方面的一大创举,这种逻辑推理被广泛运用到科学技术领域。事实上,几乎读过大学的人都曾经对其坚信不移,这是一种怎么的逻辑呢?
它的公式分为三段:1)大前提;2)小前提;3)结论。
举例说明:1)我们受雇于公司,就应该执行公司的法令;2)顾客导向,是公司要执行的法令;3)所以,我们应该执行“顾客导向”。
这个逻辑推理采取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应该是很严密的。本来我们的思维在这种逻辑的推理下,就应该会去执行顾客导向。然而,事实上答案却是否定的,所以,这种逻辑也许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可信的,把它用在管理学上未必管用。那么,怎样的逻辑推理才是我们中国人所信奉的呢?中国人信奉的是“四段论”逻辑推理。
它的公式分为四段:1)总题;2)正题:3)反题;4)结论。
还是刚才的事例:1)我们受雇于公司,就应该执行公司的法令;2)顾客导向,是公司的法令;3)但,如果这样做了,本月的奖金就要比张三少200块;4)所以,虽然应该执行,但我也不能执行。
只要是使用“三段论”,就永远也够不着“反题”,这就形成了大家划的不是同一套拳的尴尬。在统一思想时,我们更多地分析这件事情如何大仁大义,如何符合党的政策,如果有利于人民、祖国……但我们有没有考虑“但……”这段“反题”呢?生活与工作中不仅仅是大仁大义,还有“小仁小义”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只是强硬贯彻、喊喊口号也只能适得其反,引起大家的误会与反感。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通过各种渠道,调研每个人心中的“反题”是什么。
不可以无视“反题”的存在,这是落实“顾客导向”的根本,不管我们找多少理由,如果不能解开员工心中的小疙瘩的话,就不能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釜底抽薪”才是最关键的。
想要听听员工的真心话,可不是件容易事。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执行“顾客导向”的相关决策,为什么不愿意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可能一百人中会有一百个想法,我们必须得掌握它们,哪怕是间接地推理也得获得它们,否则寸步难行啊。
第二,针对问题出台政策,引导大家执行各种与顾客有利的政策。
一百个观点中,一定有同类项。
打个比方说,人们心里存在“做未必有赏,不做肯定无罚(明哲保身最好)”;“出点小错,上司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见风使舵,见人下菜碟(张三说的我就做,李四说就拖拉它)”等等的思想——这可能就是“政治方向问题”:有人在静候倪端;有的人以为已经洞彻“真理”了,开始兴风作浪了等等。
这么“卑劣”的心理怎么坦言啊?但对应的政策、法令一出台,企业的政治方向就确定了:比方说,将A项目作为重点,一切为其让路,人们就必须得调转船头,去执行某项工作了,否则就是碰到枪口上了。当然,也可以“迂回”一点实现它。
这是比较“卑劣”的,也有相对正义一点的,比方说,“担心职业安全”问题等等。这也是一种心理,所以,需要针对人的心理,做相应的安排才好。
第三,抓住重点,纲举目张。
有时要全面铺开一件事情是比较难的,不如找个最“拽”的方面入手:正义的需求者可以拨动见日,观望的人群也可以看出倪端;有各种想法的人也可以得到警示。最“拽”的方面都搞定了,自然可以牵动全局了。
事实上,四段论思维是符合辩证哲学需求的:从表现上讲,“反题”是个别,“总题”是一般,不能只关注一般而不考虑个别,这是不合乎辩证哲学的。所以,大仁大义得讲,小恩小惠也得管,这样就既考虑原则性问题,又考虑个别处理方法(个别现象积累多了,就成了普遍存在了),这样才是把落实“顾客导向”之长路走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