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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验表明，“国富”才能民富，因为国家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家越富，可以提供的公共产品就越多，民众也就越幸福，因为世界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了。 有人强调现在的中国是“国富民穷”，有人说中国现在“贫富分化”，那么当代的中国是两种现象并存，还是一种现象居主导？这个必须说清楚，因为问题的性质分不清楚，解决问题就无从谈起。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并不存在“国富民穷”，而只存在“贫富分化”一种现象。“国富民穷”的说法站不住脚。 “国富民穷”，“民穷”的确不假，但 “国富”的说法却值得商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中国“国富”最常用的两个说法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和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其实这两个说法也完全站不住脚，中国虽然有着巨额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与国家收入是两码事。而保管外汇储备的中央银行充当的只是“当铺保管员”的角色，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不高，而且经常是赤字财政，另外还有大量的国债，“国富”的观点站不住脚。 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由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商投资，由于外币在中国不流通，外资进入中国时，先将外币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而外商撤资时再到央行将人民币换回外币，央行暂时替外国投资者保存外币。外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贸易盈余，即中国商人赚外国人的钱，这钱也要到央行换成人民币，这样央行也替本国企业保存外币，央行其实就是“典当行”，不过他们从事的不是普通的物品典当生意，而是专门“典当货币”，也就是顾客到央行将自己的外币典当成人民币，央行里的货币没有属于自己的，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客户。 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外商将自己本国的货币“典当”成人民币后，利用人民币进行工商业投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外商企业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比如他们刚刚进入中国时只有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话，那么经过多年的经营，他们或许已经拥有了3千万或者5千万，甚至更多的财富。这时如果外资要从中国撤资，他们就将人民币换成外币，那么央行除了要付给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典当的外汇外，还要搭上很多外汇。因此央行针对外国投资者这个“典当生意”肯定是大亏的，即使现在央行也利用外汇买点美国国债，赚些利息，但这与外商在中国赚的钱比起来简直差的太多了。另外我们的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即使外商将钱带到中国后不进行任何投资，只靠人民币升值，他们也可以大赚一笔，这也是海外热钱进入中国投机的原因，也是中国外汇储备大增的原因。虽然央行做的是赔本买卖，但央行归国家所有，他要考虑的是全社会的整体效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毕竟适度引入外资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赔本买卖”还必须做下去。 外汇与财政收入是两码事 典当行老板可以将顾客的汽车开出去跑几圈，但不能说这个汽车就属于典当行老板，仓管员也可以临时使用仓库里的东西，但拿到家里去不行。我们的央行也是一样，我国现在确实有很大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不能将他当财政收入使用，而只能买一些容易变现的资产，而且也只能拿出很小一部分进行投资。因为央行必须保证外商投资者和本国的外贸企业随时可以进行“赎当”，也就是央行只拥有外汇短期支配权，不拥有最终支配权。 跟据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说中国多么富裕，就像对一个“典当行老板”和一个“仓库管理员”说你多么富有一样的无知和可笑。 中国政府财政也并不富裕 首先，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国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约为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0%，很多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0%，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比例更高。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也高达35%。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说美国，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跟美国人进行比较，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平均为18.2%，这是中国人引用最频繁的数据，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仅仅是美国的联邦税收，美国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中央强势，地方弱势，因为中央税收多，地方税收少，而美国截然相反，美国是联邦弱势，地方强势，因此美国的地方税收要高于联邦税收，两者相加，美国的综合税收是在30%以上的。如果美国较高税收比例作为保障，美国也不可能全世界到处驻军，也不可能维持国内民众的福利与补贴，尽管美国的各种社会保障比欧洲要差很多。 另外很多人喜欢拿中国的税收和美国的税收比，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看一个政府，不仅要看税收，还要看政府支出，如果一个政府支出很大，税收很低，那就会产生赤字，而这些赤字早晚要用税收来补上，那些宣传美国税收很低的人，其实从不说美国的财政支出，美国的税收目前确实不高，但美国的财政支出却不低，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GDP的9%，2012年为GDP的7%，这些都要靠税收偿还，只有将这些都考虑进去，才能知道美国的真实税负水平。现在的美国财政赤字已经堆积如山，仅还利息就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因此如果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判断，“国富”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 中国是负债的“穷政府” 其我国的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收入也比较小，由于我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我国现在的国债水平已经占到了GDP的40%左右，而且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也比较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在这两年的基建大潮中都欠有大量的债务，这些都需要政府用财政收入进行偿还，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中国政府其实也是个负债政府，当然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政府的负债是比较低的。 另外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不同，在古代低税收是良政，在现代则不然，这是因为在古代是自己自足的社会，公共产品很少，税收大多是供养官僚，而现代社会税收大部分都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这是极大的区别，税收越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就越少，民众的生活是离不开公共物品的，比如基础设施就是最典型的公共物品。 国富，民也富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增，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比以前也有所上升，再加上各种民生难题层出不穷，民众生活艰难，一些人利用民众对外汇储备概念的模糊和对政府收支情况的不了解，趁机炒作“国富民穷”，但这种炒作其实就是欺骗，一旦将问题说清楚，这种欺骗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时寒冰主张“利益分析法”，其实只要用此法进行一下分析，就知道炒作“国富民穷”背后的受益者是谁，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建设保障型社会，建设保障型社会就需要征税，而征税最大的受损者就是先富群体，而他们炒作“国富民穷”其实就是为中国向先富群体征税设置理论障碍。 其实当面临困难时，最主流的民意就是“散伙”或“各顾各”，但这都没有好结果越是困难越应该团结和互助。哈佛大学本杰明·弗里德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曾经描述过一种情形，那就是经济越好时，人们表现的越有爱心，而经济越困难时，人们表现的越自私自利，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有时候只是民众的气话，或是牢骚，这也就是越是经济不好时，越容易出现反福利声音的原因所在。而此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才是正道，落实到具体政策上，那就是改善收入分配，重启经济增长，只要有政治家敢于这样做，民众就一定拥护他，这才是真正的民意。而当前的中国其实也处于本杰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经济困难时的自私”状态，但这并非真正的民意，而只是表象，其实中国的政治家们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