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钱（投资）上看，虽然依然有众多企业家抱怨借贷难成，但投身于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早已不是2009年时国有大型企业“撑得要死”，中小企业“嗷嗷待哺”却被告知“粮已售罄”的景状。还记得曾在2009年的APEC中小企业峰会闭幕式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用他那独特的执拗手势与表情向全场质询：“为什么国企、房地产得到贷款，而中小企业没有，同样的问题我已经听了6年，我还要听多少年？”世易时移，时至今日，不光民生、招商等众多银行提供小微贷服务，阿里金融旗下的阿里信用贷款也已在今年3月开始在广东省开放。 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013年前两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69万亿元，同比多增2,433亿元。而社会融资规模为3.6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5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均有所上升：人民币贷款增加7,107亿元，同比多增1,730亿元，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达到了68.3%，超过去年年均的58.3%；企业债券净融资1,544亿元，同比多667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占比也达到14.8%，超过去年的10.6%。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源配置就合理了。实际上，私下就有不止一位企业家向本刊特约记者抱怨，现在的贷款并不好贷，不光要有繁琐的审批手续，还有并不便宜的贷款利息。不过，现在相比于以前的银行贷款过度集中在国家央企和大型企业却已有了改善。这不得不说是近年中国经济下滑中的一个好现象，相比于过去贷款效率的低下，最近的贷款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把资金投到有需要的企业去。 既然钱已不是最大的阻碍，那么，是不是由于成本上涨阻碍了中国企业施展抱负呢？在经历了数轮中国人口红利下降的辩论后，很多企业家都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的减退造成了成本的大幅攀升，这也是企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曹建海就认为，“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预计2014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实质性短缺状况。” 难以否认，中国人口红利正处在快速下降的时期，它既是世界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出生率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妇女生育数量由原来的平均5.9个减少到1.3个，根据有关数据，2010年中国生育率仅为1.1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数字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而自2004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24,565元，比2005年增长215%；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7,917元，比2005年增长5.8倍。城乡居民工资同时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很多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出现“用工荒”的同时，“就业难”也同样大量存在。2012年，中国新增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680万人，有几百万人处在未就业的尴尬状态。中南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锦石说：“目前中国正在经受用工荒与就业难的双重煎熬，要缓解这种结构性的用工荒，企业面临着转型问题。”
转型毫无疑问，可转向哪里，这是一个难题。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企业并非没有尝试过转型升级，从无锡尚德到比亚迪；从三一收购普茨迈斯特到钢铁企业集中高端产品，中国企业在痛苦地破茧。旭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勋坦言：“转型升级不是跟风就能实现的。”实际上，中国企业此时进退维谷也确实有着直接的外部原因。众所周知，长久以来，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主要靠投资和外贸进行拉动。而在2012年，这种模式陡然熄火，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其实早在2012年5月，重量级媒体《经济学人》杂志就在其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产出持续萎缩且失业率提升，则财政撙节举措多半会导致经济环境继续恶化，进而造成政府新增收入减少，欧元区则可能在危机中越陷越深。但是，世界依旧错估了当时恶化的形势。不久后，随着危机的逐渐发酵，欧洲主要经济体已经或即将陷入衰退，并且下行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宣称，财政撙节措施除了让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外毫无帮助。 这对中国企业们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回忆。据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略高于0.25，这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活动有四分之一与出口紧密相关。而在2012年，中国前11个月进出口总值为35,002.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5.8%。其中，出口18,499.1亿美元，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增长4.1%。这是中国近些年首次增长低于10%。这样的数字或许比较抽象，让我们以2012年底被欧美国家双反的光伏产业为例，截止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66家A股光伏企业存货已逾500亿元；而前三季度这66家公司光伏产品的销售收入总额才不到100亿元。也就是说，按现在的市场销售情况，国内光伏企业要消化掉积压的库存至少需要四年时间。 而以上只是当时恶化形势的一个缩影。按照美国的经济部署，2012年底，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这不能不让人猜测，美国是否在执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特的经济战略。根据其观点，美国将把量化宽松政策持续下去，并在此基础上，放弃货币通胀目标制，采用民意GDP增长目标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有可能回到高增长辅之温和通胀的态势，中国企业将与复兴后美国企业打一场硬仗。 而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况，中国企业将在这场经济战中处于绝对下风。当然，美国企业也很难把中国企业逼到穷途末路的境地。毕竟，中国有着13亿人的庞大市场。 而对于如何稳定和激发内需，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赵萍有着独特的看法，“在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中，瓶颈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收入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比其他因素加起来的影响还要大。举个例子，从改革开放到‘十一五’末期，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不仅没有与GDP增速同步，有时甚至停滞或不涨反降。‘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年均达到11.2%，而城乡居民消费的年均实际增速都低于10%，存在剪刀差。在这种背景下，导致消费者购买意愿降低。与此同时，投资性收入也因楼市、资本市场前景不乐观而大幅减少。储蓄是为了‘避险’”。所以，如果想要扩大内需， “就要加大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增加人们收入水平。” 很有意思，这又转回到了中国企业身上，按照这一逻辑，提高利润，增加工人工资成了未来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不过，企业如何提高利润呢？如果以这个问题向中国企业家提问，企业家们恐怕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打破技术壁垒。但是否真是技术上的落后使得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趋于劣势呢？事实也不尽然，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感觉到世界经济体系正在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在这之后，逐渐加快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那些外国公司对自己的模式进行了多次调整。 2008年IBM对全球1000位CEO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事情，那些财务表现突出的企业，通常更加注重业务模式的创新，而并非是人们通常感觉的技术创新。在越来越紧密连接的IT时代，任何产品与服务都可以很快被别人复制，这即使在最高端的芯片制造领域也不例外，Intel和AMD两家公司的产品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重叠的。在标准普尔（S&P）500指数所覆盖的500家企业中， 能够从20世纪60年代存活到2007年的只有80家，占16%。那些存活到现在的企业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根据市场、客户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运营模式。 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提供商ABB公司就进行过这样的变革，它从2002年开始启动了多个改革项目，通过出售其非核心业务，从而更加专注于能源和自动化领域。2003年ABB公司通过数百次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小改革，使得公司平均每年节约了9亿美元成本。2005年ABB公司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企业瘦身行动，减少企业管理层级，建立全球标准化的财务、人力资源、IT等服务流程。这些改革项目都有具体的业务指标和财务指标，企业高层定期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估和考核，以保证变革的执行效果。实际上，现在各大跨国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并不是产能闲置和海量的积压品，而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瓶颈，近几年，技术过剩已经被国外多个行业所提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国内企业依旧认为单纯追赶技术才是完成产业升级的唯一途径，那未来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将不可避免。 行文到此，恐怕早有企业家心有不满，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到底我们企业想要发展壮大的核心是什么？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总结起来只有8个字：“尊重市场，善待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