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大致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迅速地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同时，随着社会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出来。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进步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政府的传统信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已经高度集中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整个经济。华尔街集中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大大地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十五年中，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就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在这一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没有约束。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甚。牛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妇女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家庭对瓶装牛奶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特别是婴儿用奶。在这种情况下，为城市家庭提供牛奶就成为一个很挣钱的生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城市妇女看来，这些不清洁的牛奶是当时美国婴儿死亡率居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工人成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不仅是工人，在那些大资本面前，农民也是软弱无力的，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城市化及移民潮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腐败问题也极其严重，而且主要是“商业腐败政治”。“腐败交易”是当时各级政府的操作模式。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是缘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政党分赃制，在政党分赃制下，政府实际上变成了政党的“囊中之物”，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政党一旦上台，政府的各个官职就成了本党的战利品，由党魁们在本党的亲信中进行分配，同时如果政党下台，这些亲信也要跟着下台，所以任何官员在任职期间都会抓住机会“捞一把”，因此政府官员很难形成长远的预期，也没有动机去负责地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 这种政党分赃制政府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越坏，人民越不敢将权力交给政府，直到20世纪之交，绝大部分美国城市除了财产税之外，城市不能筹集其他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政府不得不“发明”一些融资方式来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特许权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一模式下，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投标来获得供给新服务（例如交通、电力、电话和供汽）的合同。 实际上是通过出卖公共事业维持经营，而这也成为腐败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国家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通常伴随着一种对大政府的疑惧心理。在很大程度，这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殖民阴影在作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有限政府。 同时影响美国还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因此尽管经济的集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甚至认为任何对大企业的管制都是在破坏自由竞争过程，并已经开始出现“挑战国家”权力的征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失衡的现象，这一点可以从司法上得到体现，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法院总是将对企业的管制尤其是那些对劳资合同进行的干涉，视为“对自由劳动的的限制和侵犯”。从1880年到1931年，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开展抵抗活动。这使得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商业活动没有全面的检查，没有法律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没有有效的管制机构和法律。商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因此即使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五年左右，并且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绝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古典自由主义沉迷。在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直到1900年，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有将近一半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救济。 面对变化的各种新问题，美国社会实际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事情不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在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时候，另一种自由观，在有良知的学者中也开始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否定”。 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改革者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的，“如果不进行改革，有钱的工业家不断增长的权力继续压制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寻找改革的办法。最后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特殊利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后来成为进步改革时期政治辩论的基调。在进步时代，放任自由的古代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的人而运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阶层可以随意控制、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开始放弃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转而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帮助管制经济和为所有的人民提供保护是政府的工作”。这时美国人开始对政府采取一种支持和积极的政治立场。进步改革运动最终汇总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改革政府结构，以使其回应‘人民的意愿’”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首先做的就是将社会责任引入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正如弗兰根指出的，“进步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在他们重构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 一言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人价值观的“消极自由”的理念，转而采纳了一种“积极自由”的理念。在他们看来， “消极自由”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改革者都相信，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因此，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用“积极自由”来取代“消极自由”。在以“积极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公民和政府应该接受这一点，民主需要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保护自由”。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希望从结构上根本改革各级政府，使得政府能够有能力积极、负责地采取行动，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步时代改革的行政目标是，改革政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进步时代改革的经济目标则是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管制，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 市政改革的一个进步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1895年，芝加哥的改革者和积极的公民成立联盟，抗议市政府、州长及州议会在收受贿赂之后免费将城市公用设施（主要是公共交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商业寡头。1897年，该联盟成功地控制了市议会并支持进步主义改革者卡特·哈里森当选市长。芝加哥的成功鼓舞了各地的市政改革者，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并活跃于市政改革领域。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公用设施纳入公共所有，而不再由私人企业控制。即使保留特许权制度，也开始将竞争引入私人企业的投标。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克利被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对于进步改革运动来说，罗斯福的意外就职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使得进步主义改革从地方进入联邦层面。在两届任期中，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控制大企业“过度的权力”，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制的权力和能力，对铁路、食品和药品、金融等企业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开始起诉一些大型托拉斯。例如，在他的第一届任期，联邦政府起诉并分拆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在第二届任期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 在罗斯福力主下，国会又陆续通过了一些重要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的法律，加强联邦政府的管制权力与能力。由于铁路是跨州经营的，州政府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监管。在罗斯福的推动下，1906年国会通过了铁路价位法，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规定合理的铁路运价。1906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食品药品卫生法这两部非常重要的社会管制法律，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众利益。 同时，罗斯福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能力。例如，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在商务部成立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企业的跨州商业活动；成立食品药品局，专门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其次，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罗斯福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强调要在发展与森林和水资源的长期保护之间进行平衡。例如，他支持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转入灌溉，将三千英亩森林增加进国家森林保护体系。 同时，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扒粪运动”也对这些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新闻“扒粪”运动其实是从一份名叫《麦克卢尔》的杂志对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报道开始的。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起初是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要报道美孚石油公司的成功之路，他本意是想把美孚塑造成时代英雄，美国骄傲，负责撰稿的女记者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忠于真实的原则和职业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穷追不舍，结果洛克菲勒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贪污、背信弃义、炸毁他人设备、腐败等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塔贝尔愤慨地断言：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她的长篇报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上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从此，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笔锋所向，开始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红灯区到政治交易，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到种族歧视，许多肮脏而悲惨的社会现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扒粪者”们激发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为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运动还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进程。 进步运动改革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的问题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治理念，成功塑造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公共舆论，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个积极政府的想法。 1908年，塔夫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罗斯福支持的继任者。塔夫塔担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在塔夫塔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罗斯福八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而且，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此外，将更多地土地纳入联邦森林保护体系。塔夫塔还与社会安置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者携手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保护儿童的权力。 191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这次政治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从根本上重组美国社会？特别地，如何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竞选争夺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和威尔逊之间。 尽管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相同大于分歧。他们都主张必须对大企业进行管制，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地作用，威尔逊后来当选，当选后他也沿着罗斯福开拓的改革路径进行改革，并在1913至1916年这一段时间将进步主义改革推向高潮， 1913年美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尔逊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在其任期的后两年，威尔逊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在1916年，威尔逊制定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时间法。此外，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州修建高速公路。在威尔逊的第一届任期，在全美国范围内，各种进步改革的组织仍然非常活跃。 然而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进入高潮之际，1914年欧洲爆发“一战”。进步改革者既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担心这会影响国内的进步改革。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反对美国参战的。威尔逊也承诺美国保持中立。但是，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之后，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在一定程度上，战争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战争形成的大量政府订单，刺激了美国的企业生产，使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步主义开始退潮。 但退潮不等于终结。实际上，进步主义改革的余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战争期间，许多进步改革者仍然在各级政府推进改革。例如以女性改革者为主的进步主义改 然而，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改革开始遭遇严峻的挑战，1919年，西奥多·罗斯福逝世。1924年，威尔逊逝世。随着这两位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总统逝世，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趣都越来越弱。而且，继任的总统都是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于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而且大企业似乎越来越学会如何在管制中实现自身的利益。 进步社会运动后各级政府都承担起某些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责任，以实现一种“安全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公众利益。其次，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美国各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来自市场的力量，进而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护。 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总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公民权也越来越从国家的层面来定义和理解，美国人逐渐从地方社区的公民转变成美国公民。 改成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20年代的经济繁荣暂时隐盖了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持续十年的共和党保守派执政也使得这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政治关注，而“扒粪运动“的旗手杂志也被保守派资本家收购。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面对大萧条，坚持保守主义的胡佛总统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这再一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并导致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讲，“新政”是进步时代改革的延续，它与进步时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 “新政”加强对进行的干预，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影响历史的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惧，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世界上“自由放任”一词的提出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认为干预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与现在截然不同，亚当斯密时代火车还没有发明，货币运输还主要靠马车，大家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而现在人家早就进入了大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企业，而且出现了跨国的世界性大企业，自由放任早就不适用了，对经济进行监管是必然的。其实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篓，现在人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具体的：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起跑点。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有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 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 现在人们将那些少数企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代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其实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其实他们只是从字面意思上妄解了自由主义而已。 当前的中国与进步年代的美国虽然大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都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期，各种社会问题爆发的相当严重，而且知识界也同样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盲目排斥政府，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被破坏。 而中国比美国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项目或是以高额出场费参加各种财经论坛，与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而更可怕的是当学者与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而这样的事情正愈演愈烈，商业群体通过广告费、公关费控制媒体，而媒体又通过稿费控制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紫鑫药业为“摆平”媒体及记者，以及删除已有的负面报道，公司花掉了“天文数字”的公关费：“几百家媒体，最少的给5万，最多的是400万元，而且这只是一年的保护费，一年到期了，有些媒体和网站要求续签，可见中国媒体行业之腐朽。这种精英联盟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中国现状的改变也需要中产阶级的成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分子的觉醒则需要从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美国比如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一样，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才能与中国民众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和伟大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