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在明确中国改革的好坏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了目的，才会树立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不走错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口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务实，但经济发展了，民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因此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现在提出，“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我认为是对中国发展路线的进一步修正， “要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也应该成为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纲领性思想。 但政府的思想很难成为“学者的思想”，因为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吴敬琏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他的市场化，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丛林社会。 房地产是市场化了，但是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那这样的改革是“好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中国发展的是两次非常重要的大讨论，一次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外一次发生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同样重要，但只有经济学界的人才比较熟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的结果是重点发展轻工业，从而更好的改善民生，当然与此对应的是很多重工业项目下马，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改善民众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众生活水平突然提高，就是这次大讨论之后中国转变经济政策的结果。 但笔者并非认为这场讨论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放弃重工业也是不对的，但其大力发展轻工业的思想在当时是合适宜的。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建立一个新思维的时候，不能完全放弃旧的东西，这样中国才不会总在左右之间摇摆，而是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实中国当前改革的转向并没有多少反市场的地方，而是更多的承担了政府本就应该承担的职能而已。“小政府”不是好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现在就是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当人的思维陷入某种骗局之后，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而且即使警醒了，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在没有揭开背后的实质之前，观众总是心中充满疑问。 在中国恶经济学家是有帮凶的，这就是信奉多党民主的人，他们天真的以为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民主的天然盟友，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是精英治理，而不是民主，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哈耶克就是典型，我们必须看清楚，民主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对立，而追求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什么服务都没有的小政府。 改革本身就是辩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的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当前中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除了要预防美国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产业上发力，拉美、东南亚不少经济体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经济模式”，仆人的收入永远超不过主人， 打工仔的工资不可能超过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很难。 笔者近日阅读《中国财富圈》一书，该书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商业生态，阅读中，笔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深圳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乐部，其次在这些俱乐部中丝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业，两个行业都很忙，没什么闲工夫搞这些富豪俱乐部，大家什么时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种论坛和富豪俱乐部呢？但只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学者需要先锋学者，而不需要极端学者，极端学者大多是知识太少的缘故。中国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来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分学者在政治上主张精英治理，反对民主；在民生上主张市场原教旨的小政府主义，反对公共服务型政府；他们不断的炮制新说，或是威胁恐吓，这在一定时期是有用的，但是林肯的一句名言可以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中国改革的阻力与动力 按道理说，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问题，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实很多指导改革的人，往往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主义出发，从利益出发。 改革有阻力，更有动力，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动力则是将得利益集团，改革本身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帕累托改革几乎不存在，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分配，而且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因此必然会出现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 国企改革是正确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房地产改革则是制造出的问题，远远大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可以归为制造问题的改革，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充分重估，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制造多少问题，一种是这种改革会产生多少”将得利益者”。 利益受损者，并非既得利益者，但改革受益者，肯定是”将得利益者”，在“土改”面前，农民是““将得利益者””，因此土改进行的非常顺利，改革能否进行，不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也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在改革蓝图出来之前，既得利益者表现的比较活跃，而一旦改革蓝图确定了，”将得利益者”就会表现的非常活跃，为什么很多阻力很大的改革，进行起来反而出乎意料的快，进行因为有大批的”将得利益者”在推动，中国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下层民众是“将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动力，要抓住这一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