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并非为资产阶级所控制，也并非为中产阶级所控制，而是被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高级职业经理人等为代表的四大“高产阶级”所控制，他们是危害社会的隐形利益集团。 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极大成功，在一个国家却很难落地，这里面必定是有利益集团在阻扰，但是这样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明显，很多是隐形的，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隐性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并不比那些被公认的显性利益集团要小。
显性的利益集团，会受到舆论和公意的制约，他们一般不会赤膊上阵，也不可能赤裸裸的与公意为敌，也就是当一个利益集团一但被显性化了，他的能量就会大大折扣。但是隐性的利益集团却不然，他们可以打着“人民”、“公民”的旗号为自己的集团谋取利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以一个利益集团的身份得到确认，所以他们这种代表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仅是迷惑着执政者，有时迷惑着真正的人民。 其实福利社会之在中国不能实行，就是被这样的隐性利益集团所阻扰着，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形进行清楚的分析。我们可以先从人群上，对反对福利社会的人进行下总结，一般情况下，反对福利社会的大概有这样几种人：1、盲从者 任何一种思想、思潮都有其盲从者，有名人就必然有粉丝，粉丝有时并非喜欢名人本身，而是看重的他的名气，或是精英身份，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者都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因此出现盲从者并不新鲜，所谓“盲从者”在生活中并不忙，甚至有不少的空闲时间，他们有时间泡在网上（以前是看报纸），了解各种最新的思潮、资讯，但他们并不具备思考能力，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的思想也不过是流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这些盲从者也不过是一个思想传销者。 出于“新闻性”的要求，很多极端思想、偏激思想、与民众想法相反的思想，更容易成为媒体宣传的对象，比如明明社会是“仇穷”的，但媒体却将个别“仇富”的观点拉出来，给人造成一种社会普遍仇富的观感，这虽然是媒体追逐所谓“新闻”性所决定的。但是经过媒体无限放大的东西，自然就具备了正确的属性，很多非主流的东西，一旦出了名，一旦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那自然就是主流了，不是主流也是主流。一但出现这样的局面，盲从者就更多了。书呆子在初级经济学中，确实有不少强调市场的东西，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政府大 了，必然会损害市场”，其实是错误的，盲目崇拜市场，或是过度市场化，盲目市场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盲目排斥政府又是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或是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经济学中，确实存在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但并不是主流，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是发现市场失灵，并解决市场失灵。当代中国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即使是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也只是了解了一些初级的经济学知识，往往比较迷信市场。 现在媒体舆论基本上为“公知所把持，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也只能从那些只接受过初级经济学训练的人那里了解一些二手的知识。 其实福利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任何一个真正学习经济学的人所绕不过的，但是现在大学里经济学教程，只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而福利经济是单独的，既不属于宏观经济学，也不属于微观经济学，因此大部分学校是不开福利经济学课程的，因此了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是经济学专业内的人，外人了解的很少，这也就是中国缺少福利经济学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次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从小到大，都饱受马克思主义的浸染，而当马克思主义退潮，西方经济学兴起之后，这些人片面的以为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过来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很多错误的经济主张都是这样产生的，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现实确实如此。 第三、福利经济学研究自身，也面临很大的困境，世界上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其实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更多的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缺乏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支持，更多是的出于经济学者的良知和兴趣，因此不可避免的势单力薄，发展缓慢。 确实，现实中，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或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可能成为政治家的座上宾，但是鲜有福利经济学被政治人物所重视，没有政治的支持和财团的支援，任何学问都很难得到大的发展，哈耶克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始至终都有财团基金的支持，包括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传播者也是如此。利益集团及其学术打手很多利益集团反对政府干预，这些主张与反对福利主义者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尽管福利社会与市场经济、甚至是私有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抵触，比如在北欧瑞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福利国家，但也世界上私有化严重的国家，可见私有化和福利并不冲突，但是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在很多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中，几乎很难找到支持福利社会的。 其次当代中国，人们喜欢用中产阶级来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中产阶级的说法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中产阶级范围极其宽泛，从下面看，除了极少数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泛中产阶级”，比如在印度，甚至中国都宣传自己有着极大的中产阶级比例，但是这些“被中产阶级“的人，却有着极低的自我认同感。 另外来看，只要不是企业家，无论收入多么高，都会被归入中产阶级，而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其实很多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高于部分企业家。比如高级律师，他们的收入是按小时收费，代理一个案子就有几百万的收入，高级经济学家，从中国政府、外国政府、各种组织中申请课题，或是在超大型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都可以轻松敛财巨额财富，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其收入要比普通中产阶层高于几百倍，这些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控制力量，笔者认为应该将其称为“高产阶级”。这些人的收入相当的稳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比如律师只要不违法也是很安全的，高级经理人即使被解雇了，也从不发愁找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创业家们，他们的财富其实远远没有这些“高产阶级”多，但他们日常之辛苦，风险之高，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 其实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本质上是与其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工人有保障，素质高，那么企业的效率也高，在福利社会其私人企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自由经济体差。另外我们从历史上看，德国卑斯麦的工厂立法，英国的贝弗里奇改革，都是在资本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果从现实上看，现在推动美国增税的也是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资本家。 笔者提出“高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与以往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法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高产阶级人数并不多，但是却从实质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有型资源和无形资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实质统治者。 中国如果建立福利社会，其实无论是低收入者，中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其实都是受益者，建成了福利社会，政府的利益可以从社会的和谐、官员清廉中体现。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从高素质的人才中获益，而建设福利社会唯一受损的就是“高产阶级”，他们并不能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他们是福利社会最大的反对者。 而在“高产阶级”中，又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最为特别，他们人数其实非常少，但他们社会的影响最大，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的影响在于舆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舆论就是政策的风向标，掌握了舆论，基本上就控制了政策，公民政治，其实就是舆论政治，而舆论无疑是由高级知识分子左右的。这种左右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课题，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广大公众一般是不参与的，在这个时候“公知”就代言了“公众”。毕竟像“郎顾之争”、“韩寒事件”这些是全民参与的公共事件是很少的，在大部分话题上，公众是沉默的。 而高级法律人虽然不把持社会舆论，但是这些人更占据了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立法机构，任何政策都只有形成了法律才有约束力，如果对法律人不利的法律，基本上就不可能被通过，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都很难，因此中国很多有福利方面的立法或是政策出台，比如中国现在虽然有了社会保障法，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法没有任何效力，很多企业都不交社保。 高级经理人更是控制了整个经济，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经济的危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