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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仁的本事“了得”。“小提琴、二胡、吉他，带响的都能来几下”，他木刻了100多个毛主席像章，能把铁板打磨成匕首，在房间里画满英雄人物头像。刘积仁师从一位失了业的大学老师，学会了修手表、收音机、照相机、摩托车，还做过电工、煤气工，会摄影、放电影。刘积仁赶上了工农兵大学的“末班车”，但也从此“别了，我的爱好们！”他很快实现了从倒数几名到尖子生的“突变”，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方面的博士。1988年，因为科研经费匮乏，他被迫与两个同伴以“三个三（三个人、三万块钱、三台微机）”在东北大学一间破教室里开启了东软的事业。学者？商人？人们热衷于品评或者猜测融二者于一身的刘积仁这个教授CEO如何驾驭商与学“冰火两重天”的冲突。想当初，他可是拿敬爱的王选院士“说事”：“王选教授都能够下来做企业，我怎么不能做呢？” 他与软件巨擘比尔8226;盖茨同年生，也被媒体戏谑为“中国的盖茨”，他的东软软件园也被视为“东方硅谷”。但是，东软“决不做中国的微软”。 分析家说：“简易制胜。选定任何切入口，然后扎扎实实地做好文章，就可以直通罗马。”对于东软和刘积仁所处的软件业，以人为本理所当然。除了对非重复和非致命错误的宽容、对员工进行培训、辅助职业规划、职工股权、优雅的办公环境和休闲配套福利等在今日看来“不过如此”的做法，刘积仁还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员工对物质的追求。一个年轻人刚到企业，面临成家、买房、回报父母，最需要的可能就是钱。过了这个阶段，他更大的需求可能是事业的成就感。” 刘积仁具备了这样的心理基石和眼界，他就完全有底气“不服气”这样的质疑—“好的教授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的确，刘积仁是技术出身，出来做企业也“迫不得已”，“有点像恩格斯出来做自己厌恶的厂长”，一位分析家说。就像中国众多的企业家一样，除了在干中学，刘也大量阅读了各种管理书籍，也“天生地”敢于实践“用人不疑”。他如此概括“东软思维”：“时刻围绕着自己的能力，你能在这个市场上画多大的圈，你就先画多大的圈，然后再一点儿点儿扩大。” 三次战略调整，走从通过硬件卖软件之路，再到把软件工程师从“艺术家”“谪贬”为“蓝领工人”，从学微软到学IBM，无一不精深地根植于刘积仁对自我的清楚认识：“东软的成功主要是对软件业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能把这种认识同自身能力及资源结合起来。”“大家的商业智慧都差不多，比拼的确实是执行力。”还有，“从战略到执行，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自我。当一个人对自己认识不清时，战略就可能为别人制定，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走入误区。” 刘积仁在许多场合说自己是“幸运的机会主义者”，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有人写道：“善谋略者往往观芽而舞。”机会尚在襁褓，已被机敏者紧擒于双手。看东软的发展历程，“很多事情已提前做好了准备”，东软的“数字圈地”运动如火如荼，也是因为如此：“例如，电信业的‘圈地’，（我们）已经有七年的准备投入。”不过，“一件事如果大家都认为有机会，机会已所剩无几；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认为没有机会，机会最大。” 正是这种清醒，他才理直气壮地面对各种质疑，上数字医疗项目，定位解决方案提供者，才能义正词严地说：“外包是否是创新，完全取决于接包方的能力”，“充满空想的组织既缺乏执行力，又难以让团队不断获得成功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