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薇传统微观经济学在谈到个人决策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下最优选择的问题，个人的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于他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不考虑对手的反应是不理智的。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又称作对策论。从本质上来说，现实中大量的经济活动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20世纪50年代，是博弈论大发展的年代。其在经济学中的绝大多数应用模型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起来的。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至已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西方主流青睐博弈论 博弈论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影响，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海萨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8226;奥曼和托马斯8226;谢林，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就是最好的证明。迄今，它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但其中受益最大的还属经济学的微观部分，泰勒尔曾说：“博弈论之于微观经济学正如理性预期于宏观经济革命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用博弈论来改写整个的微观经济学只是迟早的事情。 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如此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青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博弈论扬弃了传统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理想假设。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曾经认为个人决策就是一个在给定价格和收入条件下的最优选择问题，彼此相互独立，每个人的选择不影响也不依赖于他人，但在实际生活中理论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信息状态根本不存在，事实表明有限参与人之间的行为也是相互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迫使微观经济学重新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寻找相应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潮流中以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合作为研究目标的博弈论自然成为令经济学家如获至宝的工具。之二是博弈论的最大－最小原则内在契合于新古典的最大化假设，使数学语言和经济学含义的融通成为易事。博弈论变理性为实际aihuau.com 微观经济学的原有分析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而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经济分析则需要考虑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贴近实际。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之外，博弈论对现代微观理论乃至经济学的意义至少还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深化了经济学的分析。从传统经济学的主流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分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行为。尽管张伯伦与罗宾逊夫人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不完全竞争，但其分析非常有限。泽尔腾把博弈论引入垄断经济分析以及豪尔绍尼提出不完全信息对策后，才使得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由于这一突破，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人们可望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角度重新制定国家的贸易政策。市场价格机制的分析一直是新古典理论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号在对策过程分析中作用日益显著，于是市场交换过程能得以仔细的考察，因此，微观机制的表态分析得到了动态化。
从宏观经济学领域看，凯恩斯曾掀起了一场革命，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然而这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政策的调整与微调势必引起公众的反应，显然政府与公众就构成了一个N人对策，且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当前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看，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以及序列均衡博弈理论将会使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成熟、更接近于实际。博弈论在拍卖行为研究中、以及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如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和激励机制等问题）与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免费搭车”问题（公共财政学）等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以信息经济学为例，作为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它主要研究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什么是最优的契约安排问题。它的发展反映出面对理性的个人行为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实世界，现代经济学已经认识到要解决矛盾和冲突，靠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设计一种机制，以便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虽然时至今日，信息经济学仍只是相继发展的不同模型的简单概括，它的核心概念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却已经成为经济学人讨论经济问题的基本词汇。 其次，突出了理性人在经济分析中的价值和地位。众所周知，承认人的私制心、并认为人们工于计算、追求最大最小原则，这是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对这一点的强调，博弈理论研究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本概念纳什均衡，就是最小最大定理的副产品，它的存在性就是模仿了最小最大定理前已知道的证明而证得的。在序列均衡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中，个体的理性是讨论的基础。在N人合作博弈理论中，个人理性也是谈判合作的基石；在重复对策中，个人理性更是起着基本作用。纳什均衡并不一定得到帕累托最优，但在重复对策中，理性人可能会从“囚犯两难”中吸取教训：当时间贴现足够低、并且由于背信弃义而损害自己名誉所带来未来收益的减少足够大时，人们将合作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正由于博弈理论家们对理性人不厌其烦地剖析与研究，理性人背后深藏的文化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又推动了文化经济的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