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农业的出路



上一期专栏我谈了中国恩格尔系数(即饮食开销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的问题,一些读者给我回信,希望我继续深入谈谈这个问题。

我又联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初到加拿大时的情景。当时,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确处处感受到中加两国恩格尔系数悬殊的对比。但细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加拿大粮食价格低,是因为加拿大的私人大农场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单位成本很低;加拿大水果价格便宜,是因为加拿大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程度非常高,从中获益也很大,例如,每磅只有35加分的香蕉,是从仍属穷国的加勒比海诸国进口的。但中国有这些前提条件吗?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了,尽管其成因和后果与西方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谷贱伤农

在回应上期我的专栏文章时,一位读者这样说: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恰好折射出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三农”问题。

我很同意这位读者的看法。谷贵固然损城,但谷贱必定伤农。然而,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与中国现有农业体制的结合,却决定了农产品价格难以与城市收入同步提高,原因有三:一、农产品价格弹性很小,用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话说,农产品只要生产多一点,那价格就会下降比较多,农产品只要减产一点点,价格便会涨得非常多;二、农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在中国尤其如此。土地承包制下的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小农经济,决定了任何一家普通农户根本不可能操纵农产品价格,他只能被动地接受农产品价格的升降;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民面临的不仅仅是本国其他农户的竞争,更可怕的则是来自成本低得多、技术含量却高得多的外国大农场的竞争。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不久前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棉花数量在4年内飙升了21倍,挤压了中国棉农的生产。如果中国粮食市场向国际竞争完全放开,估计后果也将是大同小异。

所以,颇具讽刺性的是:恩格尔系数下降这一消息,对中国城乡居民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么,如何在不重新推高城市恩格尔系数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收入呢?

如果把计划经济的解决办法排除在外,似乎只有两条出路:一、政府对农产品进行大幅度补贴;二、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减少农民人数,实现从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

农业“新政”?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农业的出路

中国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计划,旨在结合农作物补贴、减税和内陆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

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分析说,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是花钱让土地停产,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

但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认为,这个目标是错误的。他在接受本报驻北京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让农民进城,因为这是在农村实现规模经济的唯一途径。”

吴庆也持同样的观点。吴庆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目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进修,他也是看到上期我的专栏文章后给我来信探讨问题的读者之一。

吴庆后来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新宣布的政府补贴、农业投资、减税等措施在目前来说非常重要,但长远来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大农业。

“我说的大农业,当然不是重回改革前的集体化道路,而应该更接近发达国家的大农场:农业人口比例要大幅度下降,但土地经营规模要大,这样成本才会降下来,农民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 吴庆在电话中说。

吴庆的看法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早些时候一份报告的结论相吻合。这个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在去年年底发表的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表示:“大量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至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

土地私有化?

但在现有的农业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农民进了城,现代化的大农业就能顺理成章地出现吗?

有人认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农业土地承包制,那么,留乡种地的农民便不能合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进城打工的民工最终也会返乡,西方式的现代化大农场永远无法出现。所以,为了真正从所有权上保证合法的土地流转,而且在一旦农地受到征用时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必须实行农业土地的私有化。

但吴庆反对农地私有化。他在电话中谈了他和他的许多同事的担心:“万一卖掉土地进城打工的民工失业怎么办?万一农村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怎么办?没有证据证明,土地兼并一定会导致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食利阶层是一个最为腐朽的阶层。”

吴庆说,实现现代化的大农业,并非只有土地私有化一条路可走,“在农地问题上,还有更为复杂、变通的土地所有权安排。”

吴庆介绍说,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一直就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进行着深入、热烈的探讨,他认为,中国最终会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李志强是我在英国的一个朋友,如今他经常往返英中两国做生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安徽农学院工作期间,曾从事中国农业改革的研究,并多次去“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小岗村调查。最近他从中国回来,与我谈起小岗村的又一桩新闻:曾经在中国第一个冒险分地的小岗村,多数农户最近又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土地合了起来,成立了股份制农贸公司。

谈到这个中国农村版本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故事,李志强对我说:“这次的合,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次的合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股份制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而且绕开了土地私有化这个难题,是地道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表面上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他们对土地的处置,实际上却与土地所有人没有太大的两样。”

但据传媒报道,与28年前小岗村农民自下而上地发起了分地改革不同,今天的合地改革虽然是自愿的,但发起方式却似乎是自上而下的:发起者是从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村委书记的沈浩。

显然,如今小岗村的股份制农贸公司,与西方式的大农场仍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农业改革能否真正避开所有权问题?吴庆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解决“三农 ”问题?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也许,只有到了中国恩格尔系数下降的消息不再是城里人佳音、乡下人噩耗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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