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反不正当行为走出“伪科学”的悖论 张华强关于“伪科学”的辩论曾经“火药味”很浓。从中国科学院在《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中提出防治科学不端行为的问题之后，人们对科学的理念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反思一下反对“伪科学”所遭遇到的诸多抵触情绪来看，“伪科学”的提法就不够策略，它应当调整一下自身，让正义之举从自己所造成的尴尬中走出来。“伪科学”的命题会形成一个悖论aihuau.com
按照反对“伪科学”的观点，“伪科学”为假，科学为真；那么当“伪科学”也是科学的时候，说“伪科学”为假就会形成一个悖论：真中有假，科学也是伪科学。因为“伪科学”尽管有人认为荒谬，可它也是一种科学形态，或者说它反映了一定的科学的程度。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正如今天的科学可能会被证伪一样，现在的“伪科学”也有可能会被新的实践所证实。说“伪科学”是一种科学，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有着自己的存在形态。正如我们说假象也是一种真相一样，假象就是其真相。只不过用特定的标准衡量“伪科学”，它不属于这个标准所认定的科学。这也符合人们的常识。例如“伪满政府”、“伪南京政府”等等，用民族大义为标准称其“伪”，因为他们是汉奸，但不等于它们不是一种力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段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否认“伪军”也曾经是一支军队一样。如果说“伪科学”也是一种科学在实体上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在逻辑上就是一个悖论。“伪科学”即使内容为假，那也不是人们可以根据常识能够轻易识破的，否则就不需要使用断定其为“伪科学”的那个标准去衡量了。也就是说，“伪科学”即使内容为假，也需要专门的知识专门的技能专门的手段去“掩饰”。这种专门的知识专门的技能专门的手段也不能说不具有科学的成分，如果人人都可以做的到，它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例如魔术，人们都知道它是假的，但是它也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科学观察的基础之上，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当魔术大师用精巧的编排和娴熟的技巧将魔术表演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可以形成这样一类科学：与仿真科学相对应的示伪的科学。“伪科学”的命题所形成的悖论显然不利于这类科学的发展。的确，当代科学是以西方的科学逻辑为主流向前推进的，但这并不能作为阻碍在此之前就存在的已成为非主流的科学逻辑的演进，如果将后者称为“伪科学”，那就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给科学一个界定，否则就无法囊括人类文明的成果。科学的形成与使用存在着道义指向我们知道，科学没有国界，然而科学的形成与使用却不能突破道德底线，因而打击“伪科学”的义举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它所形成的悖论却容易导致打击面扩大化。如何走出“伪科学”的悖论呢？这需要区分一个界限：当我们说科学没有国界时，针对的是其自然属性；当我们说科学的形成与使用不能突破道德底线时，针对的则是其社会属性。两者有交叉又有区别。我们可以继而将两种属性各分为正反两部分，即依照自然属性将其分为科学与不科学；依照社会属性将其分为正当与不正当。这样一来，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便形成了四个象限： “科学并且正当”；“科学而不正当”；“不科学却正当”；“不科学并且不正当”。 由此可以看出，“伪科学”悖论的困难在于它企图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合二为一，使人难以分清它到底是一种科学指向还是一种道义指向。无论如何，打击“伪科学”时根据上述四个象限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就可以防止打击面扩大化。如果说科学形态自身的真伪是一个学术问题，那么它应当在专业范围内进行；但是科学的形成与使用，其行为正当与不正当就不能只是在一个学术小圈子内以人划线了。撇开科学形态的真伪不说，当这种科学形态的形成过程不正当，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可以叫做学术腐败；而当一种科学形态在使用时出现不正当行为时，更应当对包括招摇撞骗在内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打击。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各自属于不同的范畴或者阶段，属于哪个阶段的问题就应当在哪个阶段予以解决，不可以“伪科学”一概而论。例如从科学研究成果的运用阶段来说，任何科学的研究成果都不能保证其运用不会出现“伪相”。科学的成果是一回事，而技术的运用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当然，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研究成果的运用，不同的阶段并非井水不犯河水，有的可以将不正当行为延伸到其中的两个阶段，有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伪相”。例如学术造假，有的不仅在研究的过程中有剽窃行为，胡编乱造，以“圈钱”为目的，而且其成果形态也经不住实践的检验。解决这类问题较为复杂，需要综合治理：一方面要用社会规范进行惩处和追究，另一方面要用自然法则予以揭露。对于需要综合治理的“伪相”如果仅仅以“伪科学”一概而论，那恰恰是抬举了它。例如把邪教说成是“伪科学”，那么邪教组织乐得通过打口水仗而吸引人们的眼球。如果想通过打击“伪科学”取得理想的效果，那就需要将科学的形成、使用与科学的成果形态区分开来，在科学的形成与使用中旗帜鲜明地坚持道义的价值指向。坚持道义指向就是反不正当行为科学与不科学是一个学术问题，应当鼓励证伪或者证实；科学的形成与运用正当与不正当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当鼓励打假。但是两者不能混同，即不能利用打假代替学术证伪；也不能把学术证伪当作在替天行道，客观上把自己装扮成科学与不科学的天赋裁判。在学术领域坚持道义指向就是反不正当行为，即反对以科学的旗号掩饰的不正当的行为，简称反不正当科学行为，以此代替提出“伪科学”命题的价值述求。毫无疑问，对待科学的成果形态，我们应当兼收并蓄，允许百家争鸣；但是在科学的形成与运用中则应当反对一切不正当的行为，以保持科学殿堂的圣洁。实际上，社会大众对学术腐败之类的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并非停留在对其成果形态嗤之以鼻，而是直指其成果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弄虚作假，剽窃霸道之风。这是政治腐败在学术领域里的反映，是商品经济里的不正当行为向学术领域里的渗透。而我们的法律目前对这类现象的轨制尚显得软弱无力，尤其是在网络领域，人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的投诉无门。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科学研究或者学术领域里的不正当的科学行为之举是深得人心的。尽管有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形态尚不成熟，还有人存疑或者质疑，允许其存在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有人为了牟取私利或者暴利以讹传讹；或者以此急于获得国家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名誉和职称待遇；或者以此招摇撞骗，谋财害命，有正义感的科学界人士当然不应该坐视。不过，坚持道义所谴责的对象应当是那些具体的不正当科学行为，对具体的不正当科学行为所借用、盗用、或者尚不成熟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形态不能一概给以封杀，尤其是在尚不成熟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形态并不属于采取具体的不正当科学行为的个人独有的时候，更不能搞株连。有人对自己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形态情有独钟，在没有经过特定的程序得到权威认可的情况下，依然固执己见，这或许不够理智，但并非不正当，不能当作“伪科学”加以打击。如果他们所提供的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科学的“证据”不是造假，可能层次较低，也不必蔑视之。反过来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道义，也应当包括反对那些，在人们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科学的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的不正当的“科学”行为。只有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双向的道义，才有利于科学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