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三十年太快,只争朝夕



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吴晓波说,他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就像拜伦《唐璜》里的描述:“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类似的困惑吴晓波也正面临着。1978年至即将到来的2008年,这三十年无疑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为精彩的华章。她从全球舞台崛起,她向世界大国跃升,然而,关于她如何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如何从僵化的经济体制,如何从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姿态向商业社会转型以及与国际潮流接轨的,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话题,更是时代的课题(“和平与发展”)。吴晓波觉得,如果能为零碎的中国商业史研究留下点东西,这会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光荣伟大的工作。此时,吴晓波有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就像当年列夫8226;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一样,用“上帝赐予的健康和宁静,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同样地,吴晓波以他冷峻、智性之笔再现了中国三十年辉煌的经济史。《激荡三十年》,如同书名所示,在吴晓波为中国重大历史时刻补白的同时,也为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确立了基调——激荡。

激荡,有激情燃烧的所指,也有动荡不安的隐喻。那个改革与保守并存,摸索与反思共生的三十年其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让人恍如隔世。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和荒诞无稽的。例如,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可是一个很严重的词汇,是一个很重刑的罪名。在江浙一带,如果一个人骑着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如果被发现,这就算是投机倒把了,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书中,吴晓波还向我们转述了一则材料,在浙江温州地区,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整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公司上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至于去外企、国际大公司上班做白领那时还闻所未闻。当时人们普遍看不起个体户、私营老板,认为那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不受社会保护,跟能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父子代代相传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一个天。这个社会价值评价一直要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万元户”开始出现,人们对私(民)营经济慢慢从蔑视到重视到羡慕,于是“下海”成了90年代最热门的社会语词……中国的商业史有太多的变化无常,也有太多的意料之外,而这一些恰恰验证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真理: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中国的经济故事让人们相信,事物的发展起初总是粗劣的,因而存在锋芒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缺陷,然而,一旦它越过从量变转为质变的临界点,一切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以一个人们之前难以想像得到的美好姿态呈现在眼前,那就是道路的曲折和前途的光明。

除了纵览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点滴滴,检讨其中所得所失以外,《激荡三十年》带给我们震撼的还有感慨岁月匆匆,芳华逝去。这一点,特别是在吴晓波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中国企业和商业人物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像陈春先、倪振南、柳传志、宗庆后、刘永行(及其兄弟)、张瑞敏、任正非、王石、史玉柱、年广久、唐骏、张朝阳……这些当年的“小年轻”、“小人物”,闯劲十足,壮志雄略,胆大卓识,豪气冲天,踏着中国起起伏伏的改革大潮,历经万千欢笑泪水和成功失败,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被铭记被传颂被谈起的大人物了。“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三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类似这样的命运记录如果仅对当事人而言,大抵也就一笑了之或一声感叹了,但对于外人来说,尤其是同样胸怀大志的年轻一代来说,当年的初生牛犊如今的商业传奇将给他们以勇气、信心和希望。对此,吴晓波的评语是:“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这些人,那些人,他们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历史,可以这么说,过去的三十年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中国今天的局面可能还没到来,而这又给了如今的年轻一代以最大鼓励:如果可以,你们去开创中国的明天,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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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激荡三十年》不仅仅是一部商业史,如果是,那将是很无趣的一件事。资料堆砌,数据铺陈,这不会给吴晓波任何快感。他说,“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通过表面上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全程回顾,吴晓波实质上是要对过去三十年作出一些认识论上的梳理。他做到了。他发现,“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一部中国企业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他也发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此外,他还将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他以倪光南和柳传志反目成仇为例,讨论联想走上更具技术特色道路的可能性;以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控制海尔集团资产为例,讨论是否更早一些控制会使海尔产权更明晰,成长更快速,等等。是偶然多一点,还是必然多一点?虽然吴晓波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历史充满戏剧性,特别是商业史。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十年转眼而逝,匆匆如白驹过隙。从大的时间跨度来看,1978年至2008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段,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将被不断书写、提起的年代。中国,于那刻回来;中国,于那刻崛起。吴晓波的宏大叙事让人在品评中国辉煌的同时,也开始着眼将来。如果说,用于形容过去的是“激荡”二字,那么,下一个三十年,又该用什么样的语词?三十年太快,只争朝夕。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定价:35.00元。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激荡三十年》:三十年太快,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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