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温家宝总理对亚太四国的访问,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的能源合作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早在2002年,中澳两国的能源合作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级的“大买家”积极的寻找稳定的能源供给来源,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市场。应该说,中澳两国的能源合作实现了“双赢”。温总理访澳期间,中澳两国签署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中澳关于在铀矿领域开展合作协议》两项协议。协议生效后,中国每年将从澳大利亚进口1万吨铀矿,价值约6亿至7亿澳元(1澳元约合人民币5.6元)。这一进口规模将使澳大利亚的年出口铀矿总值增加一倍。
中澳能源合作的光明前景下面,也不是没有隐忧。比如,温总理访问亚太四国前夕,美日澳三国外长首次三边安全对话刚刚结束。美国国务卿赖斯当时曾表示,要关切中国的崛起,防止中国成为国际消极力量。美日澳对华战略遏制的态势非常明显。而目前台湾现有25个“邦交国”中,太平洋岛国就有六个。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形势也不容乐观。
能源商品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任何两个国家在能源合作上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对于与军事、国家安全有关的能源商品的合作,要实现所谓的“双赢”,恐怕需要更多的谈判,甚至是与世界大国的博弈。能源与国家关系联系紧密,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一国或国家集团对付别国的政治工具。
同时,也必须看到,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国,在国际事务上美澳两国几乎是同一个声音。美国依然在亚太地区维持了庞大的军事存在,中国能源进口的运输通道都在美国及其盟国军事存在的覆盖和控制之内。中国在开展与澳大利亚的能源合作问题上,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合作进程的影响。
由于现代社会对能源商品的依赖,能源天然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在了一起。因而,能源商品是重要的战略商品。因能源而起的争端可能会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形成,乃至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结盟。正如剑桥能源委员会主席丹尼尔·耶金提到的那样,石油作为一种商品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冷战已经结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经济竞争、地区性的争斗、种族对抗在现代武器扩散的助阵下将有可能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内、国际冲突的焦点。但是不论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怎么演变,能源仍然是国家战略和国际政治至关重要的战略商品。也就是说,与能源有关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价格问题,而是涉及到大量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权力斗争,有时甚至是血腥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能源所代表的财富和权力特性决定的。
对中国来说,在与澳大利亚进行能源合作的同时,仍然需要充分考虑三大问题。第一,支付能力;第二,油源的获得;第三,运输和安全。即,买得起、买得到、运得回。买得起”主要强调需求层面的问题,它是指中国是否有能力在国际能源市场卖方垄断的条件下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并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买得到”主要强调供给层面的问题,它是指能源的分布和储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中国与能源生产国家的能源外交。“运得回”主要强调能源运输安全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应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是,买得起石油未必能够买得到,买得到未必能够运回。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加上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给中国工业生产带来的压力,中国希望能在中澳铀矿贸易中建立一个价格体系,确保中国核能源的稳定供应。但是,澳大利亚联邦工业、旅游和资源部长麦克法兰却表示,双方不会就铀矿价格问题进行讨论。而且,盼望中澳两国签署铀安全使用条款后澳大利亚立即对华出口铀是“不现实”的。霍华德总理也称,澳大利亚绝不会在铀出口问题上给中国在内的任何买家“优惠政策”。
所以,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和双边能源形势。惟其如此,才能有利于中国在大的国际能源形式下多方面、全方位的开展能源外交,也有利于中国在推行能源外交的过程中采取适时、适度的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