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自然似乎在有意惩罚那些不懂得尊重财富的人们。两年前，52亿元打造的铁本沿江项目，在风吹雨打中已然锈迹斑斑。按照当地政府检查组的计算，每月损失就达到6000多万元，简单的乘以两年时间，10个亿已经没有了
记者 钟加勇
4月21日下午，长三角地区的天色突然暗了，随后，淅淅沥沥的阵雨伴着雷声落下来。位于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现春江镇）和扬中市西来桥镇的“铁本沿江炼钢项目”，近一万亩土地上，已现雏形的炼钢高炉，基本建成的发电站，盖了一半的厂房，河坡上凌乱散落的各种设备，与那个曾经激动人心的梦想，一起淹没于江南烟雨之中。
江南烟雨中的废铁
“没有任何防护的措施。”一位留守江边基地的原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高层告诉《商务周刊》，这些设备有的已经贬值，有的已经直接变成废铁。大自然似乎在有意惩罚那些不懂得尊重财富的人们。自2004年3月19日这家民营企业遭遇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天突然接到停工通知以来，两年多的时间，已经投进去的52亿元资产，其中包括33亿元银行贷款，就这么撂在这荒地上，任由风吹雨打。这位原铁本高层是2002年戴国芳启动江边项目后从一家著名钢铁集团挖过来的，主抓江边项目工程。但现在，他不得不和他亲手描画的蓝图一起陷入无法自拔的漫长等待。他住在铁本项目基地门口的一栋3层指挥部里，楼内已是空空荡荡。和他一起留守的，还有10多位原来铁本的职工。一位职工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每月只有1000多元钱维持生活，这1000多元还是地方政府借的，将来谁还也不知道。两年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等下去？“从大方面说，是为了保护这52亿资产，这52亿资产在法律宣判前，还是戴老板的；从小的方面说，也算是知恩图报，对戴老板的报答。”这位4年前被戴国芳打动的原国企经理说，“如果我们留守的这十几个人也走了，这里就会一片混乱。”“但是，这种漫长的等待，让我们焦灼无比，身心疲惫。”他说。2006年3月28日，就在铁本遭遇整顿两周年之前，铁本案总算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了。据多位参加庭审人士介绍，法院长达5天的庭审之后，公诉人和律师各执一词。到记者发稿时为止，铁本案件判决尚未宣布。这让江边留守的铁本员工十分担心：“当时抓人说是因为违规征地，提供虚假财务骗贷，但是至今两年了怎么还不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现在52亿元已经投进去了，到底有什么说法？9000多亩地、一万多人今后的问题怎么办？”“不能再拖了。”一位留守人员对这种社会财富的流失感到痛心。他告诉《商务周刊》，项目下马后，按照当地政府检查组的计算，每月损失就达到6000多万元，“乘以两年时间，10个亿已经没了”。为防止物资被盗，仅仅环绕着新北区铁本项目的6000多亩地，当地政府就招聘了近50名保安分别轮流值班，当地的魏村派出所还专门派出了10名干警。就是记者要进入项目基地采访，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从项目指挥部向北望，矗立在江边的炼钢高炉和烟囱依稀可见，自东向西一共6座高炉排成一线。中间最高的1、2号高炉已经基本建成，这正是最初立项的200万吨项目；紧接着又建起西边的3、4号高炉，项目变成400万吨；最后上马的是东边的5、6号高炉，项目最后变成840万吨。不过，5、6号高炉刚刚开建就胎死腹中。从工地上充裕的物料看，假如铁本遭遇整顿迟到半年，这里恐怕已经木已成舟。而隔江相望的扬中市，铁本的5万吨级码头已经建成。知情人透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戴国芳和澳大利亚铁矿商谈成的铁粉合约价格，都是国内钢厂中最低的。租者刘建刚
距离常州市区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东安镇，是戴国芳的出生地，也是戴国芳创立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的大本营所在。铁本的老厂占地800亩，员工多时可达5000人，年产钢160万吨，年销售收入近30亿元，已具相当规模。与铁本沿江项目的惨状相比，铁本东安老厂表面上还和过去一样，几根矗立的大烟囱还在冒烟。记者看到，几个锅炉还在生产，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忙碌着。厂区的马路对面，是铁本指挥中心，铁本人称为“总部办公室”。牌匾还是那个牌匾，不过里面已然物是人非。记者发现，就连拦住记者去路的保安队也都更换为“鑫瑞特钢保安队”。戴国芳出事后，常州市政府接管了铁本，组建监管组，成员包括市、区政府官员和铁本公司的4位高层。由于政府不便经营，监管组聘用常州鑫瑞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刚为铁本的“职业经理人”。政府表示，聘用刘建刚，是因为他有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可确保老铁本的正常运转。鑫瑞特钢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紧挨着铁本所在的东安镇，年产量不到铁本老厂的1/4。该公司自己在网上的介绍显示：公司是电炉炼钢，2002年12月8日破土兴建，2003年7月18日正式生产，年产量在35-40万吨左右。记者在常州市工商局查到的资料显示，常州鑫瑞特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有意思的是，该公司虽然注册为“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但股东一栏却显示，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里墅村民委员会出资1800万元，而法人代表刘建刚本人只有200万元。2004年7月12日，刘建刚开始进入铁本，对包括东安老厂和江边项目在内的铁本公司进行统一管理。一些戴国芳的旧部对此颇有微辞，他们指出，刘建刚自己的企业还在运营，却又掌管铁本的核心权力与商业机密，“如果刘建刚的企业与铁本发生关联交易，造成老铁本被“挖空”谁来负责？”2005年8月，刘建刚在被政府聘用一年后开始改为“租赁”，成为现任铁本的“新老板”。目前，铁本的生产、供应、销售、财务等部门多已调整为刘建刚自己的人。一位铁本老员工说：“戴国芳的娘舅蒋锡生，以及弟弟戴永芳，都是原铁本公司的副总经理，现在也都被踢出工厂的大门。”这位戴国芳的旧部认为，“刘建刚每年仅花10万元租金，就接过了17.8亿资产、年产160吨的大厂，而且中间没招标就私下定了，这无异于白送。”他向《商务周刊》透露，仅2006年3月，铁本老厂利润就达500多万，而过去的2005年，该厂上缴的税收达到1.5亿，效益非常好。刘建刚是怎样一位幸运儿，缘何能捡到这样的便宜——既能赚钱又不用背负银行债务？“实际上，刘建刚还是戴国芳培养出来的。”一位原铁本高层告诉《商务周刊》，刘建刚的发迹是从宜兴的张渚钢厂开始的，那时候戴国芳租赁着张渚钢厂，后来才转给刘建刚。“现在鑫瑞特钢没有铁本也早垮了。”他说。4月19日，记者来到铁本指挥中心时，刘建刚恰好出差香港，其下属的副总和办公室人员，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一律都是“无可奉告”。据东安镇一位知情人透露，原先的亿万富豪戴国芳主持“老铁本”时，在市里都没有房子，坐的车也是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而刘建刚来“老铁本”不久，他们夫妇都开上了“大奔”，房子也在市里买好了。“买车买房是个人的事，外人没资格说话。”但他仍从内心里有些忿忿不平，“谁是一心为事业，谁是贪图享受的，一看就知道。”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刘建刚的妻子在常州还开了一家江苏千钢贸易有限公司，“凡是进入铁本的矿石和焦炭在这里还要被扒一层皮”。这个不大的小镇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当地还有传言说，有人甚至发现，刘建刚在夜里直接把铁本厂里的东西运回他自己的老钢厂。为此，东安人私下称铁本已经变成了“夫妻店”。一位原铁本高层曾是当地政府组建的铁本监管组成员，在刘建刚租赁铁本厂一个月后就愤然离开。他告诉《商务周刊》，他就是不能把原来老板的东西挖给人家，否则良心上过不去。他说：“一个失信的人还不如一条忠实的狗。”戴国芳像个机器
就在铁本江边项目逐渐被荒废，铁本老厂逐步被蚕食的时候，被喻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却在2006年3月15日获得新生。几乎和铁本一样，2004年5月，有媒体曝光说，宁波建龙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项目，受到以发改委、银监会为主的国务院调查组的审查。当年7月，经国务院授权，浙江省委、省政府公布建龙事件的处理意见，对建龙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违规行为和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现在，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工业[2006]434号”文核准了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根据批文，国家发改委同意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结合自身结构调整，对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由杭钢集团作为控股大股东，联合其他股东，将其重组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据悉，宁波钢铁有限公司项目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400万吨，总投资170亿元。对此，铁本原来的两位高层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都把铁本的失误归结为“不懂政治”。他们认为，建龙之所以还能重生，主要是因为建龙的几位董事——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南钢集团董事长肖同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而铁本的戴国芳之所以“进去”，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他这个人不会搞政治，只会搞事业；他不懂得‘政治经济学’，‘政治’在前面。”“否则，铁本这个项目是通过江苏省批准的，而建龙当时甚至还没有通过浙江省的审批，但为什么人家没事，而就该戴国芳倒霉？”两位原铁本高层在不同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同时做出一样的反问。最开始的时候，外界认为，铁本项目这么轻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个官商结合的项目，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至今没有迹象显示这其中存在腐败。“他从不巴结政府，也没请过市领导吃过一顿饭，就是中央9部委来查，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官商勾结的行为。”一位原来负责江边项目工程的铁本高层向《商务周刊》回忆，铁本当时能上江边项目，完全是因为戴国芳在东安发展比较快，常州又在谋划大发展，想要扶植一个产值超100亿企业。戴国芳把他的宏伟蓝图向地方发改委汇报，双方一拍即合。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时常州的选择也并不多，戴国芳是最合适的——新科是常州最大的纳税大户，但它是家电，很难做大；而铁本虽然纳税第二，但钢铁行业做大比较容易，因此政府选择了铁本。这位副总回忆起戴国芳当时的生活规律——“每天下午1：00到江边办公室，不开会的时候就到工地转，晚饭时候看我们辛苦，就叫几个菜过来，当天就住在指挥中心过夜，第二天早上6：30回东安老厂。基本上天天如此，新老厂之间近70公里路来回地跑。”“出差他也很少住高级宾馆，也没有套房，通过跟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躺下来就睡。”一位曾经和戴老板一起出差武汉的铁本技术人员也回忆说，“戴国芳就跟机器一样，跑来跑去的。”由于一心一意想干成一番大事业，戴国芳在做江边项目时，把他的全部家当都投进去了，以至于现在他的3个小孩上学都要借钱。记者了解到，戴国芳有两个女孩在上高中，一个男孩在上初中，原来他们都在常州国际学校就读，自从父亲出事后，现在都转到普通中学就读，而且都是靠一些过去的“铁杆”朋友仗义救济。一个亿万富翁倒霉了，旧部们没有作鸟兽散或落井下石，乡里乡亲还始终念着他的好，这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实属罕见。戴国芳的品格和遭遇让许多东安人同情，据说当地还出现过万人上书为戴国芳求情的事情。推倒后能否重来
4月20日下午，记者造访了位于武进区东安镇渎南村的戴国芳老家。当地出租车司机老张虽然不认识戴国芳，但对他的评价还颇高。他说，他做生意经常路过村口的戴家，但其大门总是紧锁的。记者到戴家时，正值戴国芳的继母从菜地浇菜回家。听清记者来意，她摇摇头说，她们现在不相信任何人。“没有用的。”她说。戴国芳的父亲闻讯也从屋里出来，一言不发地挡在门口。邻居家的大爷说，本来戴国芳的父亲身体就不好，现在已经完全不跟人说话了。做了半天的开导解释之后，记者得以进入戴家大门看了看。这是一个天井很宽的农家小院，东边是两间平顶房，西边则是堆放杂物的几间低矮瓦房。与邻居家相比，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亿万富翁的老家。小院旁边，就是戴国芳“钢铁梦想”开启的地方——三友轧辊厂。记者看到时，厂子已经十分萧条，没有任何生产。铁门紧锁着，门口正中间还专门堆放了一个用于堵路的“小土坡”——这是戴国芳的父亲为了防止现任铁本老总刘建刚去把里面的物资都运走而堵的。东安镇人也不希望戴国芳出来后什么都没有，他们给戴的父亲出主意说：“那里是戴国芳的根据地，你死也要死在那里。”“鹰”，是戴国芳的标志和图腾。在戴国芳起步的三友轧辊厂，原来有一个展翅欲飞的鹰雕立在那里。现在已经被刘建刚拆除。同样，原来铁本厂的正中，也曾有一尊鹰的雕塑，只是与三友轧辊厂那只腾飞的鹰雕不同，铁本厂的这只，翅膀不是展开而是蓄势合拢的，暗喻这是腾飞的前奏。但这只蓄势冲天的鹰命运与三友厂的一样，已经没有了踪影。一位铁本厂的老厂长告诉《商务周刊》，大概2005年中的时候，刘建刚开会说要把鹰和一些“隘路”的东西拆除，说“放在那里不吉利，老板不是都进去了吗？”他回忆说，原来铁本正面还有一大幅邓小平的画像，上面写着“发展就是硬道理”，也被他拿掉了，记者看到，现在已经换成“坚持科学发展观，共创新的辉煌”。刘建刚本来还要拆戴国芳在厂里房子，但由于戴国芳在城里没有房子，除了村子里父母的旧房子外，就只在厂里有个房子，戴国芳的老丈人死也不同意，总算没有被拆。记者在铁本看到了这座两层小楼，这是戴国芳夫妇和三个孩子的住所，房子东边紧靠尘土飞扬的马路，西边是铁本厂的地秤室，进出公司的货车要在这里称重。戴国芳的妻妹黄阿珍讲，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一辆货车不小心将房子的西墙撞了一下，墙面已经凹进去了，成了危房。戴国芳夫妇被抓后，戴国芳的两女一子就居住在这栋房子里。等待戈多前铁本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顾志玉，如今坐在另一家江苏著名民营钢铁公司的副总办公室里。记者注意到，他的办公桌上，也摆放着一座展翅腾飞的金属鹰雕。记者问是不是要继承戴国芳的奋斗精神，他似乎有所触动地点了点头。顾志玉并没有出现在铁本的庭审上，但在开庭前一个星期，他去探望了戴国芳。“直到现在，我都敬佩戴老板的战略眼光。”顾志玉说，“老板在江边那个地方选得多好，铁本项目要重组的时候很多公司都来抢。”顾志玉是当时少有的反对戴国芳“全盘休克式”上马沿江项目的铁本高层。他对《商务周刊》说：“搞江边项目，我是参与论证的，我当时隐隐约约觉得江边会出事。我说江边真是个炼钢的好地方，但不能同步起来，必须分期进行，因为同步起来你的投资太大。”顾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老板也没要我参与，我也没踏进江边一步。”性子有些执拗的顾志玉说，“直到后来离开铁本了，我才去江边看了看。”看到江边项目完全变成一片毛草地，顾志玉十分心痛。“如果当时要是整体规划，分批上的话，即使后来遇到宏观调控，也可以通过技术改造的方式再上后续项目。”他仍然满心遗憾地说，“关键是要先花四五十亿，如果先生产再跟进就容易了。”这些已经属于往事了，眼下的江边项目，重要的是重组。毕竟，刘建刚的租赁不能代替真正的重组。从铁本倒下的那一刻起，许多企业就闻风而来，其中曾有三家重量级企业把方案报到了常州市计委，它们是华润五矿机械公司通过其即将全资收购的江苏锡钢集团、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和台湾的华新丽华集团。《商务周刊》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央调查小组对铁本项目重组的评估早有结果，大意是以下7条：第一，原来800万吨项目属于违规违纪，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按照“缩减规模，打通流程，调整结构，减少损失”的16字方针，在满足国家产业政策基础上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三，南钢重组报告是可行的，推进方案是符合国家103号文件（即2003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的；四，推荐产品方案在市场有容量，有冷扎等发展空间；五，重组方案应选择装备水平较好，以满足国家节能环保要求；六，缩减规模（从800万吨减至400万吨）后，主辅原料、供电是满足要求的；七，面积由近1万亩缩减为6600亩，体现节约土地的原则。根据中央调查小组的这份评估报告，南钢多半有望胜出。有说法称这是为了弥补建龙被杭钢重组之后南钢的股份之失。至于说铁本项目是重复建设，最近已经不再提起。曾多次考察过铁本项目的和君创业研究咨询公司董事长李肃告诉记者：“当年铁本项目从钢铁技术角度论证是‘国内最好的钢厂’，投入产出非常合理，就算其他钢厂出了问题，它都能赚钱。”“我很敬佩戴老板的战略眼光，他选的那个地方是块炼钢的黄金宝地，它是个江心洲，四面都可以上料，而且他的码头做得很大，5万吨级的码头基本都建好了。”顾志玉说，当时估算，国家要上同样的项目至少需要投资400多个亿，要比铁本100多亿翻四倍。他回忆说，铁本当时论证这个项目，请了许多专家，戴国芳在经济方面是很小心的。“他和澳大利亚有长期的‘协议粉’，比市场粉价格便宜多了。单凭这一点他就有很大优势。”他介绍说，“当时他的协议粉是每吨300多元，市场上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他的价格是长期不变的，即便是现在市场价还是每吨600元。”戴国芳：是偷了税还是多交了税？“如果为了钱，1999年一船铁粉就能赚一个亿，我根本不需要办铁本，现在我连小孩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戴国芳在法庭上说记者 钟加勇
在铁本一案庭审结束20多天后，没有等来宣判，案件本身却变得更加敏感了。
“一切都无可奉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处长张纪范严肃地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同样，常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也以铁本重组和戴国芳税案还没有最后结果，而且主管领导又出差在外为由拒绝了采访。铁本刑事案的代理人、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柏松，以及参与辩护、被称为江苏刑辩第一人的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虽然同意与记者见面，但一再坚持：“在判决结果下达之前，我们不谈案件。”开庭
3月28日，戴国芳出现在常州市中级法院的被告席。铁本案在经历了两年漫长等待后终于开庭。和戴国芳一同受审的还有7人：主管财务的原铁本副总经理张锡清；原铁本财务部副经理陈永学，戴国芳的妻子、原常州市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东安加工厂负责人黄荷琴，原铁本财务部成本核算会计赵腊根，原武进阳湖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管理办公室主任季春梅，原常州再生资源批发中心有限公司经营三部经理李建华，原常州市中诚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卫平。他们都被控以同一罪名：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01年至2003年三年间，铁本公司采取制作虚假的废钢铁屑过磅单、入库单，东安加工厂的收购码单等手段，通过李建华、季春梅，分别让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武进阳湖金属回收公司、常州拆船公司、常州金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常州再生资源批发中心有限公司（均另案处理），为铁本虚开废钢、铁屑销售发票2373份，金额超过16亿元，抵扣税款1.6亿元。如同两年前铁本引来中央9部委的三堂会审一样，铁本案首次开庭的阵势依旧不凡：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都派出代表旁听，包括京城名律师钱列阳、被称为“江苏刑辩第一人”的孙国祥等在内的17名律师参与辩护，案卷多达290本。开庭第一天，铁本的委托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的舅舅蒋锡生作为铁本的诉讼代表人出庭受审，他当庭否认了被指控的罪名。戴国芳的妻子黄荷琴也以自己非铁本员工为由，拒绝承认被控罪名。一位参与庭审的知情人士转述了庭审上钱列阳、孙国祥、陆柏松等17名律师辩护的主旨，他们认为：“铁本偷税的罪名是不成立的，反而是后来还多交了税”。根据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当时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调查后，认为铁本项目主要存在“五宗罪”：——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铁本公司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铁本公司大量偷税漏税；
——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调查组给出的定性结论是：“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经过中央9部委联合调查组调查，铁本案中没有查出行贿受贿的腐败问题。在层层区分、界定之后，戴国芳等人最后能被起诉的也只剩下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偷税这一项，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贷等问题未被检察机关认定起诉。实际上，铁本案件涉及偷税的数字在过去两年来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最开始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出的偷税额为2.94亿，但检察机关起诉的数字却是1.6亿。即便这样，戴国芳是否偷税，如何给他定罪，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激辩
辩护律师和公诉人争论的焦点是，铁本被指控的16亿元虚开发票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有货的，有多少是虚开的？因为这关系到铁本真正偷税的数额，并最终关系到对相关责任人的量刑。记者了解到，铁本一案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争论，有一个特殊的行业背景：2001年5月1日起，国家为鼓励资源的再生利用、变废为宝，对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实行免税政策。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销售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出台后，回收单位可办理税务登记手续，领取收购凭证和普通发票。这就是回收行业著名的国税函[2002]893号文件，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这份批复是针对福建省国税局的有关请示做出的，但律师们认为，由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行政执法批复应是全国通用的，当然也适用于江苏，“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法理常识”。893号文指出，“废旧物资收购人员（非本单位人员）在社会上收购废旧物资，直接运送到购货方（生产厂家），废旧物资经营单位根据上述双方实际发生的业务，向废旧物资收购人员开具废旧物资收购凭证，在财务上作购进处理，同时向购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在财务上作销售处理，将购货方支付的购货款以现金方式转付给废旧物资收购人员。鉴于此种经营方式是由目前废旧物资行业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且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确实收取了同等金额的货款，并确有同等数量的货物销售，因此，废旧物资经营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违背有关税收规定，不应定性为虚开。”不过由此开始，业内也出现了少数人采取虚开收购凭证，虚做购进废旧物资，虚开普通发票，大肆开具普通发票给一些生产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凭以抵扣税款，从中按比例收取各种名目的管理费、手续费等现象。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全国各大钢厂门口都有这样的开票公司。铁本案中，主管财务的副总张锡清在法庭上否认了公诉人的指控，他认为铁本在2001－2003年期间内总销售额只有29亿元，根本不可能虚开那么多废钢，否则“铁本不用铁矿砂也能炼出钢来”；同时，由于物资回收行业零散的收购点无法开发票的行业特殊原因，铁本需要集体开磅单，然后再找物资回收总公司开进项发票；按照有关规定，如果是向公司进废钢，可以抵扣17%或13%的增值税，铁本只抵扣了10%，实际上反而是多交税了。另一位原铁本副总则向《商务周刊》从税率的角度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他认为，铁本在指控期内已经交了1.8亿的税，加上现在被起诉1.65亿，共3.45亿，以销售总额29亿算，相当于高达11.9%的税率，而众所周知钢铁行业税率只有4－5%。“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漏洞，但是由于这一块行业比较特殊，怎么来进一步弥补漏洞是个关键，要求当事人去承担的话有可能被冤枉——因为我明明是有货的，明明是可以享受这个税率优惠的，只因为我没票所以我找人开票就可以定罪，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并没有损失，你本来就应该给他免税的啊。”沈国祥律师向《商务周刊》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要证明这一过程中有的人明明是用得少，开得多，“这要看证据，作为公诉人来讲是要举证的”。但实际上，铁本从回收公司开回的16亿发票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进货，有多少是虚开，已经很难查得清，也没人能查得清。“因此，我们律师的观点很简单。”沈国祥说，“就两句话，有货的，你不能定罪，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没货的当然可以定罪，但你现在没有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要定罪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也不排除法院直接根据16亿这个开票的数字定罪，因为铁本的确开了这么多数额的发票。在这方面，铁本有一个作茧自缚的软肋，就是2004年联合调查组要来调查时，铁本先进行了“自查”。在一份由铁本公司向武进区政府和国税局、东安镇政府呈递的书面报告中承认：“我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进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2000年公司设立开始，我公司从常州物资回收公司及武进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收购废旧钢铁十几亿元，其中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我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暨现公司相关主管人员黄福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法定代表人戴国芳疏于管理也应承担相关的责任。”这份为了“花钱消灾”的声明，是当年戴国芳为挽救铁本江边项目而做的最后努力，他将所谓的“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武进区煌里国税分局，但是为时已晚。现在，这份声明反而成为了检察院最为有力的指控证据。“自查”最后变成了“自残”，一位原铁本副总向《商务周刊》解释到：“当时仅仅是为了保住项目，就根据这几年公司共29亿元销售收入，按照钢铁行业税赋率在4－5%，相当于1.4亿，这么计算出来的。”“在补交之后，铁本公司现在反而多交了2700万元的税款。”这位知情人士说，公诉人在法庭上并没有对此驳斥。对于公诉人的这个证据，辩护律师认为，实际上铁本对自己该不该补税以及怎么补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算法，“这个自查声明只是说，我们通过回收公司开了那么多票，但是开的票背后有没有货他并没有说，所以，即使他承认开了那么多的票，但法律也不是根据你承不承认犯罪来定罪，而是根据事实本身——有多少没货”。定罪
“铁本可能无罪吗？”连铁本的自己人也不抱这个指望。“但是作为律师，我要说出我的观点。”铁本刑事案的代理人、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柏松在法庭上的辩论，让老铁本的员工也十分满意。陆柏松在法庭上动情地说：“当我们今天还在法庭上和公诉人争论铁本公司是罪非罪的时候，铁本公司在两年以前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铁本公司的存在，没有祸国也没有殃民，它营业收入是29亿，它交的税赋率已经达到了6.28%，这样的数字在全国行业水平（3－5%）里已经相当高了。”他还以自己作为一个常州普通老百姓的体会告诉《商务周刊》，铁本出了这么大事情，并不是因为戴国芳行贿或者串通共谋，这样的民营企业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我们国家要净化市场环境就需要这样的民营企业，老老实实，而不是官商结合。”他说，“在常州，许多普通百姓都知道戴国芳办企业是拼命三郎，把所有钱都投入企业，这样的企业家被抓太可惜了。”戴国芳在法庭上亦说到，如果为了钱，他1999年一船铁粉就能赚一个亿，根本不需要办铁本，现在连小孩读书的钱都没有了。“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吃官司？”据说戴国芳当庭大哭，声泪俱下，感动了不少在场的人。记者随机在东安采访时注意到，当地人对戴国芳评价极高，说他这人不吃不喝，事业心强，一心带动当地发展，但也有人说他在管理上存在问题。用东安镇上小饭馆里的人和出租车司机的话说：“他自己没赚到钱，但他公司里的人赚钱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怎么来定罪？一些当地的律师认为，“假如铁本公司在开票有违规行为，戴国芳确实有可能真不知道，他管理上比较粗，财务上更不懂，他只会考虑怎么做事业。从2001年开始，他把主要精力就已经放在江边项目，老厂就是副总张锡清在管，假如有违规，也是具体承办人罪责自负。”在铁本案件中，主管财务的副总张锡清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在铁本被认为是具有“超老板”的权力。“张锡清什么都管，财务、工程、项目审批、运输、原料，他的话老板是言听计从的。”铁本财务部副经理陈永学在法庭上有极力否认自己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他自我分辨说：“张锡清才是财务的直接主管，拥有直接的和‘最终的’决定权。”戴国芳的妻子黄荷琴在法庭上毫不掩饰她的紧张，其双手颤抖让手里的起诉书“哗哗”作响：“我又不是铁本的人，那些事情我又不知道。”不过，在铁本公司的财务办公室，确实有黄荷琴的一张办公桌。知情人称，张锡清负责具体布置财务工作，黄不懂财务，主要“管现金的事情”，什么钱要付出去了，就跟她说一声。最后的博弈落到了戴国芳和张锡清头上。如果法院最终认定铁本有虚开发票的行为，那必须有一个主要责任人来承担。据说，戴国芳在庭审的第二天对公诉人的指控提出异议，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授意”财务部门做虚开码单的事情，也没有越级指挥财务人员做事。不过，张锡清被问询时指称，财务账款上的支出，都由他向戴国芳汇报后，由戴国芳安排黄荷琴具体把关。“我只能说戴国芳是条汉子，话到此为止。”一位戴国芳的旧部告诉《商务周刊》，如果不是戴国芳担了很多责任，抓的人就得用卡车拉了。他认为，“现在是有人花钱也并不希望戴国芳出来，他们希望张锡清把责任往戴国芳身上推。”在常州采访时，记者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戴国芳至少要判6－8年。这种判断依据的并不是法律，而是铁本要重组，“有人总想从中分羹”。目前戴国芳已被羁押两年，即使以后能保外就医提前出来，两三年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比较
实际上，铁本案件前有先例。就在戴国芳被指控“废钢回收虚开发票”之前的2005年11月18日，湖南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类似铁本案的“7.23”专案，4名被控虚开抵扣税款发票23亿元的被告一审无罪。与铁本案类似，2004年7月16日，湖南省国税稽查局相继发现郴州、岳阳、湘潭、娄底、长沙等5市的12家废旧物资经营企业，从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的34个月里，共开具废旧物资货物销售发票25231份，涉嫌向广东省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虚开废旧物资销售发票23.68亿元。对此，湖南省国税局请示了国家税务总局，2005年9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针对湖南省《关于“7.23”专案湖南涉案企业经营业务适用税收政策问题的请示》做出了批复，即《关于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增值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839号）。该批复认为，国税函[2002]893号文件是针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行业某一种特定经营方式的个案批复，不能作为判定该行业其他经营行为是否涉嫌虚开专用发票的政策依据。批复称，根据你局提供的有关情况，你省涉案企业的实际做法与该文件所列情形不尽一致，不应按该文件办理。不过，湖南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并不理会，他们认为893号文既然是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那就应该对全国适用。据此，郴州中院认为，被告李红生、郑映辉等人注册成立公司，收购、销售废钢，其经营活动没有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4名被告人买卖废钢、开具销售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2005年11月18日，郴州中院宣告4名被告人无罪。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检察院认为：本案中，郑映辉虽与广东某钢铁公司有实际的废钢买卖行为，但其在既无营业执照又无税务发票的情况下进行废旧物资经营活动，与邓东生、李红生、陈波共谋，让其代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废旧物资货物销售发票》，而邓东生、李红生、陈波没有进行废旧物资经营活动，为谋取非法利益，合谋注册公司，领购发票为郑映辉代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之规定，4名被告人的行为是破坏国家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代开抵扣税款发票行为，均已构成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到现在，湖南郴州检察院的抗诉还没有结果。一位代理铁本案件的律师告诉《商务周刊》，常州铁本专案组为此也专门到国家税务总局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893号文件只适用于福建范围内。“这个回答十分牵强，你是国家税务总局，又不是福建税务局，你做出的批复是适用全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法理常识。”这位律师气愤的说，“你不能因为我们来请示你，你就说这个跟893号文不符，出了问题你就不承认漏洞，而把责任全推给企业。”这位律师认为，现在各大钢厂的门口之所以都有这样的开票公司，问题在于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漏洞。如果回收公司和其他公司都是一样的税率，就不会有人钻这个空子。“关键是国家要制定办法，而不是说这个在江苏或者湖南不适用。”他说，“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政策不进行调整，你抓这几个人有什么用，其他人还在那里照做。”实际上，许多国有大型的钢铁企业还是一如既往的遵循着这个行业的“潜规则”。旁听铁本案开庭的人们通过法庭辩论都获悉，“如果铁本虚开发票成立，那么一些国企，比如中天钢铁集团、宝钢集团，他们虚开的票都比铁本多”。“我们又不只是跟铁本一家做。”开票公司的人在法庭上如是说。“即便是现在政府监管下的铁本，还是跟原来一样。”一位知情人士指称。“这也就是我们国家法律的一个困境，总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最后来一个有选择的择罚。”这位律师无奈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