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坐着轮椅，郝明义从容地来到酒店大堂，要了一杯可乐。郝明义在出版界创造了不少传奇，最早将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引进到台湾，最早将几米、蔡志忠、朱德庸推介到大陆。自己近来也在大陆出版了两本简体著作：《他们说》（2013年3月版）、《故事》（2013年4月版）。 郝明义的父亲是山东人，上世纪30年代常来往于日本、韩国从事贸易，1949年定居韩国。郝明义1956年在韩国出生，一岁时得了小儿麻痹，从此双腿失去了站立能力。到了读小学的年龄，校长不想收郝明义进学校，觉得上洗手间等事情很麻烦。郝明义的父母本来决定在家里自己教他读书，但试了一个学期就发现行不通，回去央求校长。郝明义进了小学，从小一的下半学期读起，学习并不受身体影响。 “大块假我以文章” 18岁时，郝明义到台湾大学国际贸易系就读，1978年大学毕业后去应征工作屡屡受挫，和朋友合开公司也很快关门。1979年，郝明义成为长桥出版社的特约翻译。不久，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他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界。他的第二个工作是筹办科技刊物《2001》，第三个工作是《生产力》杂志。 1987年，报禁即将开放，《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请郝明义为《时报新闻周刊》改版，半年多之后，让郝明义接任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郝明义追忆余纪忠：“他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他的政治面向，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第二个是经营报社的经济人，创业，把报纸做大。最中心的是文化人的面向，他对文学、艺术有独到的眼光，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一大圈文化界的精英跟他一起工作、发展。他的三个角色是多面向的人格特质。” 1996年，郝明义创办大块文化。“大块”这个中文名字的创意是：“一方面像李白‘大块假我以文章’的豪气，另外一方面又很简单地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蛋糕的好玩意味。”郝明义还担任过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2001年，郝明义创立Net and Books。近来则很少参与出版事务，从2009年起把主要精力花在“中文妙方”研发上。 在出版生涯里，郝明义跟很多作者结成好友。每一次郝明义到纽约，黄仁宇一定要来看他。有一次，郝明义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黄仁宇就找他，谈兴甚浓。而郝明义困得不行，又不想在黄仁宇面前失礼，就拿一支圆珠笔不断戳自己大腿，以保持清醒。黄仁宇走后，郝明义发现腿上都戳破了洞，出血了。后来有一次郝明义专门去了黄仁宇家拜访，开始黄家竟没有人应门，郝明义又到别的地方去找。后来才知道黄仁宇夫妇一直都在家，甚至先前第一次敲门的时候也听到了，只是因为想不出有什么人会来访，根本不想应门，结果造成了这一阵曲折。随后郝明义去了黄仁宇写《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地方附近，透过一片金红相间的林叶望过去，是宽阔的赫逊河面。河上，有一艘载木的运输船，在沉静中前进着。郝明义说：“有些人你会永远想念他，黄仁宇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佛教徒的练习 郝明义写了多部著作，《故事》中，他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带有励志的味道。郝明义说：“我最早也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工作占了我们生活里面太大的比重。我们一天光以量来讲，最多的时间也是给了工作，上班时间8小时之外有上下班的交通时间，算进去之后，为了工作花去的时间最多。更别提质的事情，大概上班的时间通常是一天中最精华的时间，工作内容也处处在影响你的上司、同事、属下，每一个人跟你相处的关系都在塑造你的性格、习惯，所有都在工作上。起码我相信，人是可以不受自己环境和条件所拘束的存在，如果我们继续努力的话，总可以突破自己的种种障碍和限制，让自己有一个更满意的出现，而工作就是这个手段。” 好友蔡志忠信佛，郝明义也说“我是一个佛教徒”。1988年，郝明义开始接触佛教，还写了《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一书。 “佛教是帮我管理自己念头。我们很多人都会讲：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的性格。事实上我们可以再往前推，一个人的性格又取决于他的习惯。再往前推，一个人的习惯也是取决于他的念头，是因为他常常有这种念头，所以形成这种习惯，习惯形成他做事的风格，就变成他的个性，因为他的个性使得他碰到某些事情会暴跳如雷，某些事情不该那么开心也喜爱得不得了，爱恨都很分明地搅和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他的命运。” 郝明义说，“人是很难掌控自己的念头。每个人都以为是自己在掌控念头，但事实上不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念头所掌控，我们只要看看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在街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没那么严重的事情他就要暴跳如雷，要把一个人打死；或者是一个好好的学生突然闯进邻居家把人家给奸杀。你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那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没有办法受控制，所以基本都是念头在控制我们，不是我们在控制念头。怎样判断、警觉，练习让念头在自己的控制下出现，这就是禅宗，《金刚经》最有趣的地方。” 大陆是台湾出版业最大的市场 韩国华侨不让小孩沾韩国文化 时代周报：18岁以前，韩国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
郝明义：我们这些华侨的父母都极力不让小孩沾上韩国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华人对韩国人比较奢侈的特点看不习惯。华侨都觉得最好的东西肯定是先吃在肚子里，然后才是到家里，然后身上。有钱都节俭，这毕竟是华人的传统美德。韩国人非常爱装扮，所以他们的偶像剧这么流行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家的方向失火的话，中国人跟韩国人的不同就在于，华侨肯定赶往家跑，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在家里；如果韩国人看到家的方向失火就会慢条斯理地走过去，因为他们最好的东西都穿在身上。 但我多少还是受韩国文化的影响。就像我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总觉得有些事情想要尝试或者挑战一个比较艰难的目标，我不晓得到底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是和韩国的环境有关。我们看运动项目就知道，韩国的金牌数跟人口的比例不太相称。韩国人在运动上常常做一些甚至很狂妄的挑战。我们华侨从小叫韩国人“高丽棒子”，就是他们的倔强，韩国人的确有那种不服输的倔劲。我在那种环境里面成长，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影响。 时代周报：你那时候的志向是什么？ 郝明义：有些人很小就对自己的志向非常清楚，比如说，我认识的台湾漫画家蔡志忠，他说他四岁就知道将来当漫画家，但我绝对没有那么早。因为我行动不方便，师长都觉得我写文章不错，很小他们就建议我将来应该当作家、做出版，说比较静态的工作适合我。所以，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很早知道自己不要做什么。叛逆作祟，所以我说一定不要做写作、出版，谁说身体不方便就一定要干这一行。当然造化弄人，命运总是给我开玩笑。我本来要读物理、数学，报考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因为种种因素跑去读了商学院的国际贸易。 毕业以后去应征，别人一开始看履历表，会马上邀请我去面试。等到我真的出现在他们眼前，看到我拄着拐杖，就会马上说：啊，再回去等我们通知。我试过三次，就不想再试了，觉得此路不通。当时一个朋友就说：你学国贸，我们自己来开一个贸易公司吧。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开了贸易公司，不到三个月就倒闭了。多年后，我们想会不会是这种原因呢：我们公司中文的名字叫盖亚企业，英文名字叫“Gay & Company”（人家以为是同性恋）。总而言之，公司倒闭，以后就负债了。有人说：那你就去跑单帮吧，因为那时候韩国的人参、毛毯是台湾需要的，台湾是有一些中药材是韩国需要的，所以带一批东西到韩国去卖，现金转化为韩国的东西跑回台湾来卖，这就叫做跑单帮。可我去那里不会做，本来希望还债的钱又贴进去了，变得债上加债。 那时候有一个行业的人专门收买居留证，我在韩国出生，所以我不是拿韩国的国籍但是有居留权。如果放弃居留权，表示我要回台湾去定居，可以多带一些东西去台湾，就像搬家一样，不是普通的旅行。有人会给我买这个权利，我就用这个方式要到一张机票回台湾去。我再回到台湾时口袋空空，有一个朋友很照顾我，接济我在一个小房间住了一阵子，租房给我的二房东是个女的，说：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正好认识一个出版社的老板，需要有人做翻译，你要不要试试。我想当然还是试试，去了变成兼职的翻译，过了一阵，他们说：我们缺个编辑的缺，你要不要来，那我也去了。所以，我从小就拒绝的行业，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兜进来了。 台湾出版的十五年爆发性增长 时代周报：人家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出版和报业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能站得住吗？ 郝明义：至少那是爆炸性的成长阶段，尤其在出版上，那正好是经济发展累积了几十年之后到了井喷的阶段。在我进时报之前的两年，在《生产力》杂志工作，我们有一个月一次不同行业人的聚会，讲一下各自行业发生的事。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1987年，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突然一个搞证券的人说：台湾的股票肯定要破一千点了。因为台湾的股票市场搞了几十年没有破过一千点，大概就是八百点。他说一千点，在座只有两个人跟证券有关的，就买股票，其他人都不买，都没有这个经验。下个月吃饭的时候真破了，他又讲会破两千点，大家又说怎么可能，结果下次吃饭又破两千点，再吃饭就是三千点。台湾的股票从八百点很快就到了一万两千点，我记得到一万两千点的时候，那个聚会里从只有两个人玩股票到了只有我一个人不玩。 台湾经济进入井喷期，肯定会推动大家对政治民主的需求，所以到了1986年、1987年就解严了。解严之后，政治跟经济的发展都到了一定的阶段，整个文化发展就跟国际社会接轨。国际的文化品牌会来台湾办杂志、做出版，连锁书店也兴起，先是金石堂，后来是诚品。我最清楚的当然是出版方面，出版在那之前大概一年的新书出版量很少，到后来5000种新书都不成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变成了一年16000种新书了，到了90年代末差不多4万种新书。1980年代中到21世纪初各种爆发性的成长，之后，毕竟2300万人口的市场有规模的限制，进入饱和阶段，就没法再复制过去15年的种种爆发性成长。 时代周报：你在时报出版公司之后还做过商务印书馆。金耀基先生说，以前王云五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出了很多有分量的丛书。你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风格保持原来那样还是有所改变？ 郝明义：我1996年中离开中国时报，1996年底创立了大块文化公司，进商务印书馆是1997年初。我记得那时候公司登记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突然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副董事长来找我，希望我到商务去接任总经理。我说：如果早谈的话，应该还可以，我刚在朋友的支持下成立大块文化，所以可能没法去了。他们很热情，一直邀我去参加。 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方法：他们也参与投资了大块文化，成为大块文化的股东，我们就变成了关系企业，我就有一个合理的身份可以两边一起工作，所以，我就开始白天九点到六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下班以后再到大块去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下班再回家。正好大块的人也是夜猫子，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半吧，两个公司一起管是前后三年，后来我每天晚上还是去，但是不会工作到这么晚，去到大块也总是十一二点就回家。 这两个公司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大块才一岁，我进商务的那一年，商务是一百岁。我感觉在同时照顾一个刚诞生的小婴儿，和一个一百岁的老先生。一边是章程组织都不清楚，一边是做了一百年各种组织规定一板一眼，什么东西都有规定。我形容当时白天我像是在做一个火车的司机，一百年已经建了一个轨道，就沿着轨道走。晚上，刚诞生的公司就很像吉普车，可以四轮全动，要去哪就去哪。两个乐趣也不一样。吉普车再能跑只能装个四五个人，火车虽然慢，动起来还是陆地上载货量、载客量都最大的交通工具。火车的轨道不像吉普车可以急速转弯，可以右转、左转、后退，一定要有一个慢慢的转弯，否则车厢就翻了，我会小幅度地调整方向，可是我发现和我们董事会想的还是不太一样。三年之后，我就离开了商务。 介绍几米朱德庸到大陆 时代周报：台湾的蔡志忠、几米非常风靡，你对这两位画家有推介之功？ 郝明义：蔡志忠先生在台湾，最早是在时报出版红起来，我都还没有进时报，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红遍全世界的作家了。但是我跟蔡志忠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甚至我离开时报创立大块的时候，他很慷慨地让我做了他的一本书。 几米也是，几米最早的作品也不是在大块出版，在别的公司出版。很红之后，有一天他的经纪人来找我，问我大块有没有兴趣出版他的书，然后他们就在我的会议室里开始讲一个故事，几米就拿出新的一个画本，一页一页讲这个故事给我听。我听完就说太精彩了，鼓掌。那个作品就是《地下铁》。后来几米就到了我们公司出版，所以他们的书最早都不是我出的，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跟我有很密切的关系。 时代周报：他们两人从台湾流行到大陆，你在中间有没有起桥梁的作用？ 郝明义：我来大陆的时候，蔡志忠已经在大陆非常热门。但几米和朱德庸是我介绍进大陆来的。正好朱德庸那时候想要来大陆不晓得找哪个出版社比较恰当，我就给他介绍了现代出版社。几米也想到大陆来，后来我就找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社长。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作品？ 郝明义：很早了，可能是1980年代中。 时代周报：是你把他的作品正式引进到台湾？ 郝明义：以前有出过一些盗版，我是把它用签约正式引进台湾。翻译是请赖明珠。 时代周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里面，一个是村上春树，一个是莫言。村上春树在台湾算不算风靡？ 郝明义：当然。村上是一个现象。 未来纸质书将更艺术化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到大陆来？ 郝明义：1989年9月。1988年我接了时报，正好出版想要尝试跟大陆有所接触。1989年秋天第一次来北京，也是第一次认识沈昌文先生。以后我来大陆相当频繁。从1989年到2008年，差不多20年了，我发现对大陆还是不了解，因为最早的时候一年我试过是两三个月来一趟，感觉来得频繁，但是每一次找人家谈事情还是抓不到头绪。事情在变，但是我抓不到到底变在哪。我还是觉得对大陆无从了解之后，就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发了一个狠说：我就加班好了，在这边住下来。北京奥运结束的第二天，我决定一年多的时间都几乎住在这。 时代周报：为什么一个韩国出生、台湾成长的文化人对大陆这么感兴趣？ 郝明义：因为文化市场，我觉得台湾就是2300万人口的市场，所以本身有市场规模的限制。如果你做的是脚踏车，那还好办，生产脚踏车卖到台湾以外的地方。你卖的是电视也没有问题，电脑也没有问题，甚至圣诞树的灯泡也没有问题。但书就是中文，卖给谁？连大陆还用简体字呢，横排竖排还是不太一样。但毕竟以做出版来讲，大陆对台湾来讲还是一个最大的市场。所以，我想不能不了解这个市场。当时来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个事情，我在纽约成立公司，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做一些东西在大陆市场能够卖；另外一件就是利用大陆的平台做一些东西卖到国际上去。所以，后来我就开发一套教外国人学中文的软件。最近这个软件还不错，得了一个大奖，叫做IF大奖，IF有60年的历史了。我们2012年2月在慕尼黑领奖。 时代周报：这个教外国人学中文的软件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郝明义：我住在北京，2009年5月14日半夜我睡不着觉就爬起来，平常我4点左右就起床，这天特别早，3点半就起来了。睡不着，看着外面黑黑的窗外就开始想，这个东西冒出来了。我们叫做中文妙方。 时代周报：你是觉得外国人学中文的趋势会越来越大？ 郝明义：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壮大，西方人肯定需求会越来越大。因为外国人学中文有一个障碍，就是觉得中文太难、太复杂了。所以，往往跟我们学英文是倒过来的，因为我们学中文都是先识字，我们学英文也一样。所以我们学英文往往是会读甚至会写，但是一到听、讲就比较麻烦。西方人学中文往往是倒过来，是可以讲一口好中文，但是要读中文就不行了，要写就更难了，所以他们对中文文字本身有一个障碍。我做这个事情主要想让他们对中文像游戏一样的学习，让他们不要感到可怕而是有趣。 时代周报：网络及各种电子媒体的出现会使得传统的出版业越来越萎缩吗？ 郝明义：当然会有极大的冲击。因为过去在网路和数字化的东西没有出来之前，我有一个比方，阅读就像饮食，只不过一般的饮食是给肠胃吃的，阅读是给大脑吃的。饮食就有主食，有龙虾这种美食，还有蔬菜水果，还有甜点。过去在网路和数字化的东西没出来之前，不管是哪种饮食都只能是纸本书，所以你要读有关知识类要读书，你要读哲学、文学还是要读书，你要休闲娱乐、查字典也要书，你要看武侠小说、漫画还是要书。网络跟数字化的东西出来就不一样，你要娱乐的东西大部分可以不要书了，你要知识类的东西很可能也不需要书了，甚至连工具书字典类的东西也不要书了。 但也不会完全取代，因为人类跟纸张的基因还是很深刻，而且有某些书还是用纸张来表现，尤其是文学这种纯粹以文字为载体来表达、叙述、阐释的东西。所以纸张的东西还是会存在，但是一定会走到一个更艺术化的、更高附加价值的表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