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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现代”和“现代化”这两个词，也许是使用频率最大的两个词。似乎凡是西方的就是“现代的”，凡是东方的就是“古代的”。西方管理学就是现代管理学，东方的、中国的管理学就是古代的管理学。或许由于那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较高的民族的文化，都被当作楷模来崇拜，因而崇拜西方文化似乎成了时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的中国管理学，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凡西方的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不屑一顾，似乎全是垃圾，要马上予以抛弃。继承、弘扬、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管理文化，总结建国以来管理实践的经验，使中国的管理理论民族化、现代化，是一项光荣的任务。现在，有人公然主张放弃“龙”作为国家形象的标志，这简直不可思议。就连西方的有识之士、美国旧金山《矽谷时报》副社长诺曼都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崇洋媚外和恐外惧外的心理在作祟。”他还告诫说：“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 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龙的精神，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西方有的人大叫“中国威胁”，是以垄断资本家为阶级基础的帝国主义分子或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叫嚣。侵略、掠夺、先发制人，称霸世界，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其实，是他们时时在威胁着中国，威胁着世界。我们应该继承龙的阳刚性和奋进性，自信、自立、自强，把国家建设得富裕强大，像昆仑山一样巍然屹立于世界，不怕一切威胁。发掘、揭示、继承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其主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也是使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和奋进的保障。为要建立民族化的、现代的管理学理论，也应该从“龙”的形象那里得到启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符号的“中国龙”，是我们的祖先综合了鹿的角、牛的耳朵、驼的头、兔的眼、蛇的颈不得、蜃 的腹、鱼的鳞、鹿的脚掌、鹰的爪子而创造出来的全新的图腾，是一个想象的形象，她最显著的特征是综合性。善于综合、融和、吸收和消化是中华文化最大的优点，因而才能生命不息，经久不衰，并且不断要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应该以更大的胸怀去拥抱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壮大自己。封闭的心态，单向的思维模式，是必然没有前途的。综合是很好的研究方法，是创新的基础，发展的前提。祖先运用综合的方法，创造出了全新的龙的形象。科学研究亦应该应用这种综合的方法，拙作《儒家管理学》以儒家管理思想为主干，综合了道家、法家、墨家、佛家的管理思想，经过分析、比较吸取其精华，不但丰富儒家管理思想的内涵而且更加突显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特点；以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为参照，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扬弃其过时了东西，吸收其精华，把它和西方管理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在保持管理文化民族主体性的同时，也使儒家管理思想具有时代特色，赋予了她新的生命力。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是“批判继承”还是“抽象继承”的争论，其实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任何文化都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下创造出来的，因而它必然带上了历史的、民族的乃至地域的烙印，作为历史十分悠久的、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更是如此。“批判继承”就是批判掉、否定掉那些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那些为特定历史阶段服务的东西，保存下对人类生存普遍有价值的东西；“抽象继承”就是从人类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中，扬弃具体的东西，提炼和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论用的什么方法得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是人类继续发展和创新的文化基础。拙作《儒家管理学》运用抽象继承的方法去研究儒学，发现了儒家管理思想宝库中，闪烁着极为丰富的精华。“左”的思想余毒至今仍然存在，其思想认识根源之一，就是片面理解和运用“批判继承”法，并把它与阶级分析法等同起来，把传统文化看成只有阶级的“烙印”，否认传统文化中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拙作揭示出来的东西，可供我们龙了传人，去进行新的创新的出发点，也是鼓舞我们去迎接新的挑战的精神力量。解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把古人语录抄下来，然后分类归纳作出解释，洋洋几十万言的大作，它只告诉了我们古代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它对当今社会有什么用？如何发展和创新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他站在他的那个时代的高度，进行时代转换的范例，因而《四书集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朱熹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拙作《儒家管理学》力图以时代的需要、时代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力图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为标准去审视儒家的管理理论，其目标是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和谐管理文化而进行探索，因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