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盛顿邮报》以区区2.5亿美元的身价，被电商巨鳄—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个人名义买下，令世人哀叹：传统媒体末日已然来临。 我也感触良多。2010年11月，应邀到美国访问，参观《华盛顿邮报》总部的情形仿佛还历历在目。那是美国国务部的“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VLP），首次有中国的新媒体代表组团。拿到日程安排表，“华盛顿邮报”几个字早已让人心生期待。去之前，随行翻译已经带我们去过肯尼迪艺术中心。她不经意间随手一指旁边一栋圆弧形建筑，说那就是水门大厦。简直难以相信，“水门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栋不起眼的大楼，《华盛顿邮报》两位大腕就是在这里一战成名。等到真正拜访华邮总部，进门就被一台巨大的印刷机吸引住了。漆成红色的古董机械，如此骄傲地立在百年老报的门口，仿佛在无声宣告自己的高贵血统。上到楼去，却是另一番氛围。接待我们的是华邮的网络编辑，几乎每一个话题都离不开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广告下滑，裁员，等等。后来去到纽约、佛罗里达、西雅图、旧金山，东西海岸的报人莫不如此，在我们看来，焦虑的他们比中国的媒体人危机感强太多了。 这不过才两三年。今天，《华盛顿邮报》就已经不姓格雷厄姆了。人们担心，华邮身上的东海岸报业传统不再，新闻专业主义也将随之而去。但贝索斯在公开声明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承诺一方面不改变华邮的新闻价值观，另一方面要依靠创新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新闻业剧变，他还表示将学习格雷厄姆家族在新闻操作中的勇气。
我个人认为，传统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方式将面临革新，传统媒体必须面对这种变化。但无论如何，公众始终是需要专业的、负责的、有公信力的媒体机构（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存在），道理很简单，亚当·斯密在几百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劳动分工更有效率。新媒体对普通人的“赋权”，不代表遍布大街的自媒体能够取代一家严肃的专业媒体。华盛顿邮报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会消亡，必将传承下去。 其实，我和格雷厄姆的华邮在2008年就结缘了。那年4月，我离开之前的媒体单位，加入华邮的北京分社，成为一名外媒“中方秘书”（也有人称为新闻研究员或记者助理、新闻助理）—按照我国的法律，中国公民不能在国外驻华新闻机构担任记者。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份报纸教给我的东西更多。 首先让我称奇的就是我的老板，北京分社社长爱德华。爱德华已六十好几，精干的瘦高个，头发灰白，走路如风，从来不走电动扶梯（因他认为一堆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太“stupid”）。老先生娶了个中国太太，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常常在办公室听到他和女儿在电话里飙法语。一天，他拿出一张粗糙的设计图纸，告诉我们他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房子要装修了—他已经在为退休生活做准备。爱德华是个做了一辈子记者的人，他自嘲说，那是因为自己实在干不了其他的活儿。他似乎也没有其他爱好，衬衣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支笔和一个小本，报道和写作是他生活的全部。从1970年代以来，但凡世界上打过仗的地方，他几乎都报道过。这练就了他无比敏锐的新闻嗅觉。 这年5月初，因为之前厦门“散步”的先例，我们一直在密切跟踪成都彭州的PX化工厂项目，但爱德华一直没有说是否要去现场。5月12日周一上午到了办公室，他突然过来说：颂杰，我想还是先去一下成都看看，你就不用去了。于是，中午12点，我们一起去建外的机票代售点订了下午2点北京飞成都的机票，然后爱德华就回家收拾行李去赶飞机了。 爱德华的飞机起飞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在北京办公室里感到一阵眩晕。等震级一公布，全北京的外媒都在疯狂订购飞成都的机票。很快，华邮另外一名记者带上助理，一边订机票一边扑向首都机场，加入排队大军。将近六点，我才接到爱德华的电话：颂杰，发生什么事了？飞机为什么降落在昆明？ 航班最后改飞重庆，爱德华从那里租车赶往震中灾区，成为首批抵达的外媒记者之一。事后回想起来，我在惊讶之余，认为爱德华在地震前飞成都纯属巧合。但他之前长期合作的一位助理告诉我，这种“巧合”在他身上实在是司空见惯。新闻老兵就是这么神奇。 从报社其他记者对爱德华毕恭毕敬的态度，能看出他的江湖地位之高。华邮有大批像爱德华这样久经沙场的新闻老兵，他们是报社的“明星”。报社让他们一辈子到老，生活无忧，而他们也凭借老到的笔杆子，为报社写出业界数一数二的高质量故事。这在胡舒立女士1987年访问美国之后写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的一章《华盛顿邮报：新闻人的向往》中有生动的描述（此书最近再版题为《访美记》）。在中国报道了波澜壮阔的奥运年之后，2009年初爱德华举家搬迁到法国，过起了惬意的退休生活—但邮报上还常常能看到他发自巴黎的报道。笔还是闲不住。 “5·12”之后，我曾先后六次飞到灾区报道。华邮在整个地震报道中，有两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地震几天后，一些热点地区如北川、什邡、都江堰等，已有不少报道。前方的一位女记者带着一名女助理，竟然在不间断的余震中，自己徒步翻山越岭，夜宿帐篷，进入救援部队都还没有到的擂鼓灾区的山区乡村，发回独家报道。我在和她们通电话时，一方面暗暗谴责自己居然还呆在北京后方，一方面也不由胆战心惊，为她们的安全祈祷（顺便提一句，这家被长期视为“不友好”的报纸在“3·14”之后被骂得狗血淋头，每天接到无数的谩骂传真和电话，但在地震后，从北京后方对中国人当时踊跃的捐款热情发出了相当正面的报道）。 映秀是重灾区，但外国记者很难进去。我们一直想找个办法。我之前采访过成都的民间救援队，问能否坐他们的车进去？不行，因为车上会挂着“救援”或者“志愿者”的标志，我们搭顺风车有伪装身份的嫌疑。最后，报社让我和一位华裔记者租了一辆车进映秀。但行前已经明确原则：在关卡上，如果不被查问，我们就往前开；但如果被问及身份，我们不能说谎，必须表明《华盛顿邮报》的身份，让不让通行就让对方决定了。这是媒体诚信的底线，不可突破。 考验一家媒体是否足够自律，往往就在这种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大家都在抢新闻的时候。是不是大报，就看具体的个人，在一念之间的举动。这种基因恐怕需要长久的培育，也因其难得，更应当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