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工作考核办法 信访考核制度放大唐慧血酬



     事实上,关于唐慧事件的另外一种声音一直不绝于缕,但当它从《南方周末》的口中气势磅礴(大版面)地发出来的时候,的确有些震撼。在舆论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拥唐和批唐”等于“批劳教和挺劳教”乃至进一步将“拥唐”宏大为“公平和正义”,南周做这样的还原和努力,需要的不仅仅有辛苦的调查更有担当的勇气。文章发表之后,笔者注意到几位编辑和记者在他们微博里庆幸“局面比想象的好些”,由此可以想见他们排版前决策的艰难。

  “稳控”逻辑消解司法权威

  这种颠覆性的文章立刻引来了同样强大的反颠覆。因为唐慧的胜利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舆论的胜利,是舆论帮助一位饱受欺凌的普通公民实现了正义(狭义地说,就是实现了法律),南周的颠覆自然难以接受。批判的锋面甚多,其中之一就是“唐慧一介弱女子,怎么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将整个湖南司法系统玩于股掌”?是舆论监督的力量?

 信访工作考核办法 信访考核制度放大唐慧血酬
  应该是预见到这一点,南周在文中给出了一段富有思辨色彩的解答:“上访给当地带来激增的稳控压力,既使相关部门作出拘留乃至劳教唐慧之举,也把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达标与唐慧的诉求绑在了一起,形成极其微妙的共生关系,这正是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奇特图景”。所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没有在基层饱受信访考核之苦的壁上论者是难以体会到这个看起来对信访者极其霸道、野蛮的稳控制度是如何又成了实现信访者“或合法或不合法”目的之最大助力的。

  信访考核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超巨系统,笔者无意重述它的制度构建,只是想从经验的角度陈述一下它是如何的强大。

  “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信访考核也似乎没有一个标准。它更习惯用一些无法怀疑、不能讨论的政治正确来模糊或代替具体的行为规范。比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大局”,“为人民服务”等,这些政治观念在形而上意义上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然而它们同样也只能是我们制定行为规范时候的指导思想,用它们来要求一线工作人员几乎就完全成了考核人员的自由裁量。结果也就成了,只要有人不满意一线的处理结果,不管这种处理是否合乎法律规定,都可以用上述标准予以否定继之严厉的批判乃至处罚。

  考核制度更强大的另一点表现在它几乎可以同时使用两套相互矛盾的工具。它要求你严格依法办案,同时要求你注重社会效果。社会效果是个很笼统的东西,它常常表现为是对一方作出法律上的让步,然而一线人员真的让步了,考核同样可以给你扣上一顶“不严格执法”的帽子。在一个上下话语权相当失衡的体制中,基层干部只能慨叹“人家嘴大,说啥是啥”。

  最让下面无奈的大概就是“稳控”,你必须保证信访人在某时段不到某某地方去。这种绝对性指令可以说是报道出来的基层干部侵犯上访群众的根源,但是基层同样不要指望如果为了完成稳控任务而实施的行为会被接受,出了事情,还是你自己的。笔者就常常怀疑这种“干成事,别出事”的管理逻辑和“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是差不多的。但即便知道这种逻辑的荒谬,处于体制末端的基层干部还得冒着险执行。

  更荒谬甚至有些滑稽的东西还有,那就是所谓的“息诉罢访保证书”。信访人在所谓的敏感时期不上访还不算,下面还得在之前就将这份保证书交上去。至于保证书有什么意义,对信访人有没有约束力,制度的设定者似乎根本没有评估,他只是强令下面必须把保证书搞到手。你搞不到保证书不行,你因为让人家写保证书导致信访人情绪激化重新上访更不行,这咋办呢?这就逼得下面伪造保证书—当然,如果发现保证书伪造,板子还是少不了挨的。

  不是法治胜利,也无多少正义

  上面说的还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信访考核,是针对一线部门实体处理之后的信访工作。后来推陈出新,又有了新的考核意向:你在处理问题之处就要评估当事人的信访可能程度!这其实也就是暗示下面的工作要以当事人是否上访为标准了,但是你要真的以此为标准,同样会被批判为“没有原则,姑息迁就”。

  以上种种,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们那里不能有人访,而只要有人访,就会被追究责任。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的信访制度除了能给信访考核部门对基层部门巨大的合法伤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它似乎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信访形势随着信访部门权力的扩大而好转,它反而激发出相当多的过火、违法措施,更激励着基层部门对规则的动摇乃至放弃。

  唐慧的“血酬”之所以大到让几乎整个湖南司法体制焦头烂额,正是拜信访考核制度所赐,我也承认舆论对司法的强力影响,但最终对基层司法构成致命一击的还是这种大象无形的信访考核。在考核、稳控的压力下,湖南地方对唐慧的人身自由采取了措施;但同样是这种压力,让湖南司法的权威和尊严荡然无存。这的确不是法治的胜利,也更谈不上多少正义。

  在这种考核模式中,基层部门承担了过多责任,也挨了不少板子。我们常说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这种考核模式下,地方的积极性如何发挥?我们还说地方各级组织要有战斗力,在考核观念如此模糊的情况下,地方上左右掣肘动则得咎,又怎么能够有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何事件突发时,地方上总是习惯汇报之后听指示了,这不是他们无能,而是长期受虐之后的生存智慧。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之端实在宁。假如我们能就唐慧事件,深入反思一下这个信访制度,以及由此涉及的地方组织建设,进而推进考核制度的变革,那可能就会真的推进我们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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