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3年夏天，中国南方的湖南省，人们在商店里排起了长队，抢购小小的蜡烛，以应付几乎每天都要出现的拉闸限电。大面积的电力短缺使这种80年代曾经随处可见，但是后来几近销声匿迹的小商品再度成为湖南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其实，湖南人抢购蜡烛照明只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电力短缺的一个缩影。中国全国范围内都在遭受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短缺的困扰，包括电，煤，油以及铁矿石、铝土矿等在内的大宗生产资料都正受到一股强大需求的拉动，供给严重不足，而价格持续攀升。在这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2003年首次感受到了最近几年以来最为强烈的通货膨胀压力。
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促使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出现如此大的压力？这股力量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4年1月20日，中国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答案——“中国工业正进入重化工时期，中国工业经济正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正是由于单位能耗极高的重化工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才使原本一直服务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中国能源供应体系显得措手不及。
历史的选择
就在我们惊呼能源告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一股重化工投资浪潮正在席卷中国大地。受到利益的驱动， 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加入到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者行列中，数以百亿计的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
近几年来，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今年这一特点更加明显，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4个百分点。回顾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这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显著特点，是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1984年，第一产业的比重达到32%，比1978年的28%提高了4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村和农业改革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反映了资源配置向第一产业的倾斜。工农业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第二阶段 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
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8%左右上升到34%左右，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同时，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43%左右，而第一产业下降6个百分点。这个时期资源配置的最大特点，是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8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使10多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第三阶段 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
之所以将1993 年作为新阶段的起始年，是因为1992年开始的一轮房地产投资热潮对工业增长的推动作用在1993年达到了最高峰，当年工业增速达到21.1%，重工业增长开始加速，1993年其增速快于轻工业2.3个百分点，随后在央行大幅收紧银根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不断回落，刚欲抬头的重工业增长受到抑制，再次陷入低增长。再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98年，重工业的增长一度降至低谷。
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类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器、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1994年、1995 年的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32.7%。电子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极为显著的高增长行业，并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
城市超市和农贸市场上丰富的农副产品和色彩斑斓的轻工业品宣告了中国短缺经济的结束。告别短缺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真正结束了中国经济一直被短缺所困扰的局面后，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数量扩张、扩大生产能力的外延式发展的后遗症凸显出来，结构性矛盾也深入到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等更深的层次。在制约因素由供给转向需求之后，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却因为缺少新的消费热点而在短时间内迷失了发展的方向。这一时期期初虽然也出现了重工业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的势头，但是能够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宗主导消费品尚未发展起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国有经济实行布局的战略调整、推动企业重组、加速发展民营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深层次的结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主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重化工时代的消费基础。
第四阶段 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工业增长明显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势头。但是，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不计客观条件的盲目“跨越”，而前者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上符合工业演变的规律。这一轮的重化工快速增长是在房地产以及随后的汽车等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下而发生的。
与重工业重新大发展相配套，2000年以来，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较快。第一产业比重则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年以前一直稳步上升，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0年的33.4%，但2000年以来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包括能源、交通和通信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推动第二产业的比重继续上升。2000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9%，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近4万亿元，其中重化工所占比重近60%，为59.9%。到2001年，重化工所占比重首次超过60%，达60.5%，2003年，已跃升至64.3%，增速之快势不可挡。（见表1）
主动力：消费结构升级、制造业扩张及城市化进程
以重化工为明显特征的本轮经济扩张周期与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中国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还有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最新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大关，达到1090美元。有专家认为，进入人均1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的消费结构将会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而且，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为标志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和扩大。美国有学者发表研究报告称，10年后，中国大陆40%人口的生活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
2003年年末，中国私人轿车拥有量已达489万辆，比上年末增加146万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度统计公报，2003年，中国汽车的产量由2002年的325万辆迅速升至444万辆，增长幅度高达36.7%。汽车销售量达到204万辆，增长92.8%。其中轿车产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达到202万辆，只用一年时间就跨越了第二个百万大关，比上年增长85.0%。此外，2003年一年新增的电话用户达到11200万户，这个数据相当于英国和法国两国人口数字的总和。2000年，中国年生产汽车200万辆，居世界第十一位，而2002年中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300万辆，比上一年增长39%。
统计显示，2003年也是全国轿车企业产能迈上新台阶的一年。在大量新产能即将进入市场的情况下，预计今年轿车产量还将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美国调查公司CSM Worldwide预计中国到2008年汽车产量将超过600万辆，达到2002年的2倍，这种增长速度将非常惊人。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3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2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冯飞指出，近两年居民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的升级和转变，使房地产、汽车等产业成为新的高增长产业。由于汽车等行业具有产业链长的特点，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很强，尤其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工业产生了较大需求，成为近年来重型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2003年起，工业高增长行业，如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冶金和化工等，都与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年初的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上表示，被称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电子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居民个人已经成为住宅、汽车等高增长行业的最终消费主体。这一轮的行业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是以居民消费作为基础的。不仅重化工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而且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在迅速加快。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为中国重化工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经济社会分工的细化而产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3年的40.5%。80-90年代，政府提出农民离土不离乡，结果“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认识上的局限制约了城市化发展的空间。90年代至今，乡镇企业开始向开发区、工业区集中，鼓励人口流动，城市化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与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互为支持。一方面重工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另一方面城市化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因为重工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化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基础设施成本，即同样多的基础设施能支撑更多的工业发展，农村建立基础设施成本太高，或者说因为价格太高不能建立那么多的基础设施，使企业没有办法做大。而在城里，由于聚集效应，同样的投入会支撑更多的工业发展。而且由于人口聚集在一起，可以使家庭生活社会化，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使市场得以扩大，经济得以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也促进了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国工业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集中在设市城市。城市作为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中心，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而且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重工业、基础设施、建材、水、电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钢材、水泥、能源、电力需求急增，又加快了经济重工业化的进程。过去五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总共发行了66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形成了3.2万多亿的国债投资规模，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为近年和今后一段时期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见表4）
世界城市化经历了由较小的城镇－大都市－大都市区－大都市地区－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在我国由于人口、土地、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高密集、高城市化的地区，其它城市的开发热潮也正不断涌现。世界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可分为起步、加速和成熟三个阶段，其中30%到70%的增长过程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0%左右，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如果我国城市化速度保持在每年增长1%-1.5%，仅城市化水平提高就可拉动投资增长3%-5%。
根据各国经验，人均GDP 1000-3000美元这一阶段，是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今后15-2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不过，尽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有了较大提高，但至今仍滞后同等工业化国家城市化水平约15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比许多工业化程度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也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由此，低城市化率愈发显现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大大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在人地矛盾突出的情况下，使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占全国69%的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5多一点。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使城市大量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过剩，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及重化工的持续高速增长都至关重要。世界银行认为：国家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随后的情况会怎样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超过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中国2000年GDP达到1万亿美元时的城市化率仅为36%。由于城市化率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的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中国要在6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状态下，达到美国、日本当时积累财富的水平有相当的难度。专门研究中国城乡问题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盖尔·约翰逊曾指出：“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1995年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的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特别是汽车社会的来临，将继续加剧与传统城市结构的矛盾，进而推动新的城市化进程，为轨道交通、机场、港口、城市间高速公路、城市其它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带来发展契机。
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虽然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制造业中心相比，我国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国的工业竞争力已显著增强，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由于制造业大部分为重工业，因此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的过程也就是重工业大发展的过程。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与发达国家工业的低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1990年至2000年，美国工业增长45%，加拿大增长35%，日本只增长0.6%，而我国增长641.6%。
同时，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也为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约有400家来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38亿美元，其中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继续增长，高达535亿美元，仍位居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约70％是在制造业领域。
加入WTO后，我国重工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外商投资重工业越来越多。外资大量流入中国，也是看准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条件成熟。
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商开始向中国大举迁移，因为他们意识到付钱让中国公司来生产比在美国本土生产要便宜，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以专业代工起家的中国制造企业不再满足于栖身于价值链下游，国内价格战愈演愈烈，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利润率越来越低，这使企业逐渐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通过收购国外品牌开创新的盈利路径也就成了各企业的共识。
我国的制造业除了满足国内的巨大需求之外，对外出口也保持着快速增长，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尤为迅猛。自2000年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超过40%以来，一直呈现稳步增长，2003年更是一举跨越50%，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高达8512亿美元，比上年净增2304亿美元，连迈2个千亿美元台阶，比上年增长37.1%，为198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55亿美元。
机电产品出口稳占半壁江山，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势良好。2003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4.6亿美元，增长44.8%，高出总体增速10.2个百分点。其中机械及设备出口834.7亿美元，增长64.3%；电器及电子产品889.8亿美元，增长36.7%。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
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重点，包括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航天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 引起了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一些变化。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美国的所谓“新经济”，正是以信息产业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在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技术革命提供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机遇，更多地则体现于以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已建立或正在成长中的传统产业以及积极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
重工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基本抓住了这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在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已取得了显着进步，这也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在汽车制造和消费领域的迅猛增长已经引起了其它发达国家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会夺走汽车制造业为本国创造的就业机会。但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跨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正在使用机器人进行焊接，装配流水线和各种重型机械的使用也很常见，几乎同美国本土资本密集型的汽车厂没什么分别。相比之下，在印度，当地的汽车制造厂里工人很多，机器很少，很符合人们对一个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印象。
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将面临多重挑战
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带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区域经济日渐成型。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日益扩大。中国不同经济区域间可能将呈现梯级扩散式的发展。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中国将面临区域经济布局的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传启将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长江模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有梯度的，所以现代化进程只能向前，而不能后退。否则，发达地区就会挤占非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如果发达地区的发展出现倒退，就会出现地区经济间的‘互相残杀’的现象。”何传启对记者说，“在倒退中的前进，是牺牲原有财富的基础上的增长。这种在倒退中的发展可能对于局部地区是有利的，但是从全国经济布局来讲却是弊大于利。”
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恐怕更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果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如京、沪和沿海地区，从发展知识经济的道路上退回到工业生产阶段，将有可能挤占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市场空间。这样的矛盾，已经在长三角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之间显现出来。
“中国要想不让现代化进程出现地区间的断裂，就要使不同产业形成合理布局，各经济体形成自己的发展空间。”何传启说，“在此基础上要努力突破原有产业循环，如果不能打破原有发展周期，经济就会在原地循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重化工化可能将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重化工业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所以，由它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在某些行业甚至会导致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有人测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在轻工业阶段，大约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只能安排70万人就业。试想英国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将其一半的人口移民海外，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导致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同时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也会使就业问题日渐突出。
近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工业发展与乡镇企业发展不同步，以及由此导致的就业形势和“三农”形势（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的严峻化，都与我国开始进入重工业化时期有着直接关系。重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较大，但吸纳就业的能力较低，因此与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相比，容易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一直在稳定增长，但就业形势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却日趋严峻。
与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成为重化工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的社会保障刚刚开始建立，随之而来的重化工时代排斥劳动力的特性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将加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给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在今后15-2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回想起中国一 百年来的工业强国梦均告破灭，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这一轮的重化工进程能否一帆风顺呢？
当前这一轮重化工业化投资热潮所带动的经济扩张，与改革前重工业自我武装、内部循环的发展基础完全不同，它与消费结构升级和中产阶级逐步扩大密切相关，有基础产业供给能力增强为支撑，是中国工业化向中期阶段纵深推进的历史必然要求。
当下，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迈入重化工时代的脚步，但是在众多约束条件（和平时期、能源、市场、人口、技术、环境约束）的制约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也有可能出现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