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是举世公认的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科学管理的贡献绝非仅仅是创立了“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一支”。当我们站到历史的坐标轴上，放眼回望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就会深刻理解为什么说“伴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泰罗给世人树起了一座丰碑”。 颠覆“劳动总额”谬论 “工人对工作、同伴和雇主的义务是什么？”如果说科学管理在实质上包含着对这一问题全面心理革命的要求的话，那么泰罗的秒表首先颠覆的是深藏于广大工人脑海的“劳动总额”理论。 “劳动总额”理论是一种几乎自远古以来就在工人当中广泛流传的谬论。这种理论设想，世界上的工作量是有限的，今天干得多，明天就干得少。因此，加速工作会使大批工人失业。这种广为流传的谬论已成为当时绝大部分工人的坚定信念。这不仅导致了有意磨洋工现象的普遍出现，而且使得工人对机器的引入心存疑虑：“既然一个工人提高劳动速度，就可能使他本人或其同伴失去工作，那么威力巨大的机器对工人的替代作用更是不可想象。”因此，工人们本能地对先进机器的应用持抵制态度。以棉纺织业为例，产量是传统手工织布机三倍的动力织布机早在1780～1790年间就已发明问世，但是，按照“劳动总额”理论的逻辑，织布工人将会因动力织布机的应用所带来的产量提高而裁减到原来用工人数的1/3。但事实上，正如泰罗指出的，采用动力织布机后的1912年，英国曼彻斯特织布工人每天生产的棉布长度虽然比采用手工织布机的1840年增加了8～10倍，但用工人数反而由1840年的5000人增加到265000人。工人产量的增加并不会产生解雇工人的后果，相反还会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样，科学管理就从工人自身的利益出发，给了“劳动总额”谬论致命的一击，解除了缠绕在广大工人思想深处的桎梏。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管理的这种看法其实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当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时，一则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产品价格下降，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将大幅提升，从而推动产品出口销售，进而拉动就业机会。二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工人收入的增加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从而增加就业岗位，当时的福特制就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aihuau.com 通向阶级合作的金钥匙 科学管理诞生以前，工业革命一直显示的是机器的巨大威力，生产的进步主要由资本的力量推动。在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眼里，除了勤劳或懒惰、强壮或不强壮之间的分别外，劳动者之间并无不同。从劳动出发增加生产则无外乎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提高劳动强度两种手段。因而，当时的多数企业老板见物不见人，对机器关怀备至、细心呵护，对工人却粗暴残忍、漠不关心。 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对当时现实情况的理论反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好，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罢，工人除了当牛做马，以牺牲休息时间、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和更艰苦地劳动以外别无他法。既然如此，那么工人寻求出路的根本办法就只有一条：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使工人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科学管理的出现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解开了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问题的死结。科学管理教会工人科学合理地工作，通过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工人缩短了劳动时间、节省了无用的劳动并减轻了劳动者困苦。在科学管理的方式下，工人能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力气花得并不比过去大，收入的增加不再是用更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因而，一个工人能年复一年正常地完成一个劳动日的最佳工作量，下班后仍然精神旺盛。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虽然远在科学管理时代之前就提倡阶级合作，但他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向阶级合作的正确路径—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最终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 为管理者正名
20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瑞士经济学家肯特（Kent）就曾经说过：“19世纪是工业世纪，20世纪则作为管理世纪而被载入史册。”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整个生产活动中，管理同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共同组合创造产品，管理者在把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给予结合方面起了卓绝的作用，而掌握管理要素的管理者也由此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层—经理阶层。 然而，在科学管理诞生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如此。在制造业者中间，几乎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要讲究经济，脑力劳动者即所谓非生产者，在人数上同生产者即实际用双手干活的那些人的比例，越小越好。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人员视同累赘和包袱。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当时的现实环境，这种认识的存在却也自有其道理。根据早期的文献，工业革命完成之初，既没有普遍适用的管理知识体系，又没有共同的管理行为准则来指导管理者的行动，企业主们常常单纯地出于可靠的考虑让亲属来担任管理职务，而这些管理者之所以对担任管理职务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享受到诸如有权雇佣自己妻女之类的特权。“他们管理知识和能力少的可怜，仅凭个人认知和经验做事，实际上是不忠诚、逃避责任的和酗酒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管理者”的存在不过是使企业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笔额外的费用开支，确切地说，其实是直接生产者在养活这些“管理者”。 科学管理的出现扭转了这一传统认识。与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协作推动专业化的思路一脉相承，科学管理提倡职能管理原则、计划与执行相分离，通过改造组织方式，将计划和其他脑力劳动都集中由经过专门训练而且特别适合于从事这部分工作的管理者来承担，进一步实现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以管理人员专业化的方式推动管理者不胜任问题的解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在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进行的砂土搬运试验中，公司实施科学管理后第三年，费用相比实施前节省了36417美元，搬运一吨砂土的平均费用由0.072美元下降到0.033美元，而这0.033美元中已经包括了办公室、工具房费用和所有监工、领班、办事员和计时员工资等在内。 可以说，始自科学管理，人们开始走出了以往简单要求压缩非生产人员的思维误区，并从实践中领悟到管理者是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非生产者，管理者在价值创造中所起的作用，甚至比直接生产者还要大。可以说，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如同军队中的将军和士兵的关系一样，虽然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是士兵，但是对战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将军。 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仅是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一支，但是科学管理在管理学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学沿着伽利略、牛顿创立的实验科学道路，告别了单纯的经验总结和智慧技巧，由治术发展为一门科学，迄今仍不失其光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管理大师德鲁克由衷地赞叹：“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是自联邦文献以后，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特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