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 2006年，中国的GDP连续第四年增长超过10％。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图谱中，煤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中国能源消耗中占据70％的份额，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新的一年里，煤炭第一大省山西，仍在继续着关闭小煤矿、限制产能的艰苦努力；曾经排名第二大省的山东，10万人需要迁离，为村庄下的煤炭让路；而在需求量日益见涨的湖北，则为建立中国第一个省级煤炭储备而进行艰难的资源整合。这些变化，不仅关乎煤的供给与需求，更关乎各地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在重塑中国经济版图。
在湖北省建立省级储备煤场的努力背后，一个初具雏形的“市场”正在悄悄诞生———无论是对于正在步入市场体系的煤炭产业，还是在为发展寻求保障的湖北省来说，“市场”或许是比“储备”更加有力的保障。 应对紧急情况 2007年1月25日，湖北省经委副主任肖大鑫在新闻通气会上向媒体表示，湖北省已启动煤电油运综合应急预案，以缓解全省供电的持续紧张。 早在1月初，负责协调全省电力供应的经委电力处已经在紧急情况汇报中反映：由于全省统调火电站电煤库存严重不足，少数大型火电站面临随时停机的状态，如果出现缺煤停机，“全省大面积限电将难以避免”。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湖北省计委能源处的李科长向记者表示，由于长江、汉江等流域出现了自1860年以来的最低水位，水电发电量锐减，仅靠火电全力支撑，原本按计划可以满足需求的电煤供应也立刻陷入紧张状态。 “水电缺水、火电缺煤”的情况对于湖北省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早在2004年，全省就因为电煤短缺而在5个月内拉闸限电1.2万次，对全省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省政府对于此次电煤预警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协调，一方面申请国家电网支持，不惜代价外购电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配合下，组织电煤抢运。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协调后，湖北省电煤库存从1月底的90余万吨上升到2月底的130余万吨，初步缓解了因电煤紧张而可能发生的限电危机。 “其实从整体来看，湖北省的煤炭供应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紧张。”不久前刚完成湖北省煤炭供应保障战略研究的龚益鸣向记者表示。作为湖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所主持的这项研究将成为湖北省“十一五”规划中有关煤炭保障机制的重要依据。 在龚益鸣看来，湖北省近年来所频频遭遇的“煤炭危机”，一方面来自于省内工业经济结构对煤炭过于依赖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则是煤炭供应体系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用湖北省常务副省长周坚卫的话说，抓湖北的工业经济，首先要懂“煤”。因为相对其他省份而言，煤炭在湖北的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作为一个“缺油少煤”，80％以上的能源需要从外省购入的内陆省份，湖北省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建立起了以重化冶金为主的产业结构。到2003年，湖北省重工业占全省经济比重高达68.6％，比同期轻工业比重高出37.2个百分点。 重化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和本省资源缺乏的现实，使得湖北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患上了“能源饥渴症”。而在对能源的需求中，煤炭的消费量又占了近70％。 湖北省副省长任世茂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湖北省过去五年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能源资源性产业的带动，同时也指出在这一增长模式下，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任世茂预测，随着钢材、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快速发展拉动电力需求，用能紧张将成为该省工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资源依赖型”的产业结构由于有着国家计划的保障，尚能正常运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价格杠杆作用的日益明显，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99至2003年，湖北省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连续五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因煤炭价格高于资源省一项，全省工业企业就增加了成本近100亿元。 即使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湖北省的煤炭供应保障仍然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随着国家电力“厂网分离”的改革，原来由省经委统一协调的全省电煤采购机制随之解体，占火电发电成本50％以上的电煤采购被分离后的五大电力集团各自收回。 而自2004年开始，由于电力集团与煤炭企业在价格问题上争议不断，所属电厂的电煤库存也因此常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理论上已经不再介入电力生产管理的省政府为了保障全省的电力供应，却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扮演起了电煤供应的“后勤部长”一职。 从某种意义而言，2004年的“电荒”，除了水电不足的自然因素外，转型后的电煤调运机制协调不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湖北省政府自2004年中便开始了寻找建立煤炭供应长效机制的对策。 艰难的尝试 “对于湖北省而言，产业结构的转变是能源保障的治本之策。”龚益鸣向记者表示，作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内陆省份，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应该向轻型制造业转向，对于现有的重化工企业，则要在节能工艺上“做文章”。 但作为一个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大省，产业结构的改变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对于已经投入生产多年的许多大型企业而言，节能工艺改造所需的巨大投资也需要稳定的利润回报来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煤炭供应的长效机制自然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为了建立这一机制，政府与企业开始了多方艰难的尝试。 尝试之一是鼓励重点企业和耗煤大户参股、控股煤矿的开发与生产，如武钢注资6亿元成为河南平煤集团第二大股东，鄂电投资山西晋城无烟煤集团及煤炭运销企业，均有效保障了企业用煤的供应。 在这一成功模式的示范效应下，湖北省2005年成立了省属的煤炭投资公司，试图通过政府协调组织的方式，促进企业投资办矿的规模效应。 但在全国性的煤炭供应紧缺背景下，这一投资办矿的模式同样有着其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在众多投资者的激烈竞争下，投资办矿所获得的煤炭价格并不一定比市场采购划算；另一方面由于煤矿资源有限，现有的煤矿已几乎被各省“挖煤团”瓜分殆尽，投资潜力有限。 与此同时，湖北省还尝试了与周边地区通过煤电互供的方式建立“互保机制”。2005年初，湖北省与重庆市签订了《煤电合作框架协议》，以政府定价的方式由奉节地区向湖北省火电企业供应煤炭，同时湖北将发电量的一部分返输重庆。但协议实施不久后，由于双方煤电企业在煤炭价格上无法达成共识，“煤电互保”机制亦陷入僵局。 在多方尝试均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建立省级煤炭储备中心成为政府“煤炭战略”的新重点：在新的湖北省煤炭资源保障战略研究中提出，湖北省将重点建设襄樊余家湖港、宜昌枝城港和汉阳煤场等三个大型储备煤场。并预计至2010年，余家湖港供煤总量达1000万吨以上，枝城港则建成年吞吐量1500万吨的大型煤炭配送中心，汉阳煤场扩建后的配送量则为250万吨。 “其实这三个地区过去就是政府管理的配送中心，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而已。”主持制订这一规划的龚益鸣向记者解释道，由于过去煤炭供应量及运力指标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三大煤场只是按照政府指令，负责煤炭的储存和转运。 到了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后，由于煤炭在一段时期内供过于求，加上储备费用较高，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了由煤矿直接供煤的采购方式，配送中心的规模也慢慢萎缩。 而在龚益鸣的心目中，未来的三大煤场不仅是恢复储运功能这么简单，更要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 “像现在大量鄂西北的煤要运到武汉，发完电后再返输回去，造成了煤电运输的双重浪费。”龚益鸣表示，随着襄樊煤场的规模扩大，未来襄樊将成为湖北省最大的火电基地，既解决了“煤电倒流”的浪费，又为三峡水电提供了相应的调峰配套，同时保护了武汉地区的环境生态。 正因为如此，龚益鸣认为未来的储备中心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就像政府采购一样，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但龚益鸣同时承认，这一政府主导的储备模式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矛盾与困难。“过去是1000家（煤炭运销）企业赚钱，现在变成一家（储备中心）赚钱，如果不能有效约束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需求，就可能变成某些政府部门新的抓钱手段。” 与这种“利益部门化”的危险相比，另一个现实的可能则是用煤企业的市场化选择，“煤价低的时候都不买你的，到了紧缺时就一哄而上抢指标，最后还得由政府埋单。” 龚益鸣表示，由于战略研究侧重于供需分析，因此对于经营和管理模式并未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而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储备机制，微观的经验与宏观的分析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作为规划中三大煤场之一的汉阳煤场，却用自身的市场实践验证了一句老话：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煤港蜕变 “要按历史来说，我们煤港还曾经是最早的国家级储备中心呢。”在位于长江三桥附近的“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办公室，副总经理邓世茂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说起了这所煤港的“前世今生”。 在1960年代作为战略煤场建设起来的抬船路港埠（现平鄂煤港），不仅名列国家的战略物资目录，而且每年承担着国家储备煤炭的计划。“当时国家计委除了工农业用煤分配外，还要拿出一块来作为国家储备，储备资金则由国家投资。”邓世茂这样解释道。 随后的三十多年里，抬船路煤港先后作为湖北省计委和省燃料总公司下属的二级企业，主要负责省内各地市煤炭供应的储运和中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们最大的“客户”是各地纷纷上马的中小型电厂及化肥厂。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各地中小企业的亏损和倒闭，煤港转运量从高峰期的近100万吨迅速萎缩到二三十万吨，而达不到70万吨的处理量，煤港就将陷于亏损。 与此同时，煤港的母公司省燃料公司也由于这些“欠账”企业的纷纷倒闭，承担的煤炭“坏账”越来越多。加上早期投资热中公司在深圳、海南等地近亿元的投资，不得不将大量资产抵押“还债”。到2004年改制前，抬船路煤港的资产几乎全被抵押给了债权银行。 此时煤港本身已经通过省外业务的拓展，走出了省内需求萎缩的困境，急需资金投入扩大发展。通过改制引入新的投资方解开债务链，盘活企业资产自然成为了政府和企业的共识。 与此同时，作为湖北省最大的煤炭供应基地，河南平顶山矿务局也一直在长江沿岸寻找一个理想的销售基地，以保障自身“两湖一线”（湖南、湖北、长江沿线）的销售战略。有着煤矿背景和雄厚资金实力的平煤集团自然成为煤港理想的投资方，双方一拍即合，在2006年中期成立了由平煤集团控股的“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 在这次合作中，平煤集团在湖北的首选合作对象其实并不是抬船路煤港，而是其竞争对手———汉阳港。“平煤集团开始是希望跟我们合作，现在跟抬船路的合作模式，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合作方案。”在距离平鄂煤港不到两小时车程的汉阳港，负责煤炭运输的商务经理王国顺向记者说道。 与隶属于省燃料公司的抬船路煤港不同的是，汉阳港过去是属于交通部管辖（后划归地方）的综合性货运港口。作为专业性的货运港，汉阳港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管理经验上，都比从“仓库”发展起来的抬船路煤港更加具备优势。 直到今天，汉阳港的煤炭吞吐量仍然略大于抬船路港埠，占该港散货总量的60％以上。但在王国顺看来，这一竞争优势未来将很难延续。因为公司选择了另一条发展模式———集装箱运输。 无论从环境保护、利润回报还是发展空间上，方兴未艾的集装箱运输都显然比煤炭更加适合位于武汉市中心圈内的汉阳港，因此在选择合作对象时，汉阳港最终选择了代表集装箱运输模式的上海港务局。 尽管对于多年从事煤炭运销的王国顺来说，这种转向不免让他有些失落，但他仍然承认，“从市场发展而言，这是对汉阳港最有利的选择。” 而对于将自身定位于“专业化煤港”的平鄂煤港来说，随着平煤集团这一新控股股东的进入，也在重新寻找着自身的市场角色与定位。 “如果说过去我们只是煤炭储运环节中的一环的话，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终端。”邓世茂信心十足地向记者表示。 新的角色 市场中心与储运中心的关键差别，在于通过价格变化而调整资源配置的能力。而在过去的煤炭运销体系中，没有任何煤场或煤港能够被称为“市场”，因为它们不具备定价机制。 自1993年以来，电煤供应市场就一直处于“计划煤”和“市场煤”的双重价格体系之下。由于电力价格由政府规定，煤价上涨无法通过电价的相应上涨加以消化，政府不得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计划价”保证相当部分重点电力企业的煤炭供应。 正因为如此，每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成为了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就“计划价格”争吵不休的源头。即使在达成年度供应计划后，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化，煤炭企业也往往不愿意按照协议价格足额供应“计划煤”。 与此同时，在“市场煤”的供应方面，亦大多是由用煤企业与煤矿或代理商直接签订供应合同，像汉阳港这样的储运环节除了服务性收费外，对于销售价格的变化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其实在煤炭储运过程中，有着相当大的利润调节空间。”多年从事煤炭运销的王国顺表示，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配煤”这个环节。因为用煤企业所需的质量标准不同，而不同质量标准的煤在价格上有着不同的差异，因此将不同质量标准的煤进行混配，就能达到既符合企业用煤标准，又能降低煤价的目的。 “像华东地区的企业用煤，其到厂价格实际上就是到达汉阳港的价格，而从汉阳港再运到企业，每吨三四十元的运输成本就是靠这种混配‘省’出来的。”
王国顺向记者举例说明，如上海某电厂需要发热量为4000大卡标准的电煤，而煤矿供应的煤发热量却达到5000大卡，如果企业以每吨430元购入，到了汉阳港就可以跟每吨370元、发热量为3000大卡的煤以1∶1的比例进行混配，混配后每吨煤发热量仍然符合企业用煤标准，煤价却从每吨430元下降到了400元，“刚好省出了运输费用。”王国顺笑着说。 在过去的市场体系里，由于不同企业购煤价格不同，煤港必须为它们辟出专用煤场，并将企业购买的不同标准的煤像“过家家”似的堆成不同小堆，再按企业需要进行混配。不仅浪费场地，而且大大降低了效率。 而在平鄂煤港的新运营模式中，平煤集团各矿区供应的不同标准的煤均分类堆存，企业在购买时不再向煤矿直接购买原煤，而是按自身用煤需要，直接向煤港购买相应标准的混配煤。 平鄂煤港的邓世茂向记者表示，由于煤港的规模效应，企业直接向煤港购买混配煤的成本将低于过去向煤矿买煤后自行运输和混配的综合成本。 “过去由于价格双轨制，煤港难以作为交易平台发挥作用，但在新的市场机制下，煤港就能发挥更大的优势了。”邓世茂的这一信心，来自于今年刚刚启动的现代化煤炭市场体系改革。 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的解释，该体系将“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为主导，以区域煤炭交易中心为辅助，以地方煤炭市场为主攻，以供需双方长期供货合同为基础，以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技术为手段”。 平鄂煤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区域煤炭交易中心”。而在致力于向交易中心转型的同时，邓世茂也从更市场化的角度阐释了他对省级储备煤场的构思。“省级储备不会跟我们的经营项目混在一起，而是由我们提供专门场地，政府来组织企业和资金。”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煤港企业，平鄂煤港现在的服务领域已经远远超出湖北省，而省级储备对邓世茂来说，与其说是政府调控的延伸，不如说更像多了政府这么一个“大客户”。 不管是对哪个市场，重要的是找准主要服务对象，并根据客户的需求搞好自身建设，邓世茂表示，平鄂煤港现在的任务是搞好港口改造，改造后的处理量将达到每年400万吨，比现有规模扩大一倍左右。 “作为一个基础相对薄弱的煤港，要达到我们的目标，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邓世茂说。 记者手记 “当能源的供应出现问题时，人们的肝火上升，怀疑情绪增加，政府会产生强烈的干预市场的愿望。但是，真正明智的选择往往是克制这种干预市场的欲望。有规模、有弹性的市场，是增进能源安全的减震器。在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时，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让市场保持弹性。分散和机动的市场主体会迅速作出调整，这比政府的干预手段要迅速和有效得多。”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无意中看到剑桥能源研究公司董事长丹尼尔·耶金的这段话。尽管他指的是在国际能源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政策，却比任何分析都更切近湖北省在能源保障战略上的思路与现实。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计划，未来三到五年内将建立现代化的煤炭市场体系，而这一体系的核心正在于建立和完善“市场”以价格变化优化资源配资的功能。 按照这一思路，在更多类似于平鄂煤港的区域市场基础上，煤炭期货和电子交易将建起另一个更加宏观而及时的“虚拟市场”———2006年9月，陕西省煤炭电子现货交易市场正式启动，预示着这一市场体系迈出了关键的另一步。 毋庸讳言，在这一市场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还将面临种种随转型而来的阵痛与挑战，湖北省近年所遭遇的“电煤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在为这种机制的转型所付出的成本。 然而正如记者在采访中所感受到的那样，越来越多具备市场化机制的企业，正在不同的市场层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而它们出于“逐利”目的的选择，往往比政府规划更接近于市场的“真相”———在这种时候，或许应该像耶金所说的那样，“克制这种干预市场的欲望”。 对于习惯于干预与“保障”的政府来说，这种克制或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深刻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