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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刘海

(一)

1990年,王沪生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黄金地段拥有九家店铺。当时的宝山区大场镇新华村(现已撤村改制)恰好有一家服装厂欠了王沪生2万元。由于债务无力偿还,对方只能拿厂抵债。虽然厂里全部家当仅是7台家用缝纫机,连营业执照都没有,但王沪生觉得这是一次创业的良机。于是,他果断地关闭了九家店铺,回笼了所有资金,进口机器设备,开始在这里“茅庐草创”。

挂靠新华村小张家宅生产队的“优势”,让王沪生成功拿到了营业执照。这家“上海宝山利弘服装厂”的性质属于集体企业,财务账目须由村委会过目,是典型的“红帽子企业”。

(二)

服装厂投产后,“利弘”服装品牌系列发展势头甚是强劲。1995年被中国市场协会评为百佳产品;入驻东方商厦、华亭伊势丹等知名商场;年销售额达到1500多万元……王沪生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也随即将利弘服装厂变更为利弘制衣厂。正当“利弘”服饰走俏市场之时,村委会和村委会所属的村办企业(以下简称村办公司)认为利弘制衣厂“很有发展前途",村办公司表示有意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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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商谈,双方各出资50%,组建了上海利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弘服饰”),注册资金为100万元。1996年1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书》,由村办公司提供大华路388号生产厂房及办公楼一幢,共计2100平方米,年租金为30万元。

作为利弘服饰法人代表的王沪生雄心勃勃,斥资300多万元,开设了世界各国面料及服装的展示销售中心。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1998年,正当利弘服饰全速运转时,村里一家“红帽子”化妆品企业倒闭,老板不知去向。作为担保人的村委会及村办公司情况吃紧,为不再引火烧身,他们随后撤销了工业区内几乎所有挂靠企业的贷款担保,利弘服饰公司也未能幸免。资金链断了,利弘服饰从此无法正常运营。

(三)

王沪生被迫转型,计划开个有浴场的酒家。“当时村里调拨给我2950平方米的闲置房屋,调拨手续有村委会盖章,工商局还备了案。”王沪生千方百计筹集了2000万元,开始全力打造“利弘酒家”和“弘都健身休闲娱乐浴场”。

然而,王沪生又面临另一个难题:“村委会调拨给我的房屋没有产权证,一些工程无法报质监验收,酒家和浴场就这样在无休止的等待中空关了一年。王沪生急了,决定强行开业,但手头缺少一笔启动资金。

这时,一名自称拥有酒店管理经验的靳莉(化名)女士拿着20万元想与他合作,双方约定由靳莉经营酒家和浴场,靳承诺每年给王一笔利润。

不过好景不长,没过三个月,双方就闹翻了。“靳莉干脆把我甩在一边,直接跟村里协商合作经营,而村办公司于2001年12月跟靳莉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 

虽说心里不情愿,但在既成事实面前,王沪生还是代表利弘酒家与靳莉签了一份设备租赁协议,每年收取数十万元的租赁费。

靳莉最终没能将酒家和浴场搞活。于是,村办公司和利弘酒家先后将靳莉告上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催讨租金。靳莉提出反诉。她认为自己租赁的经营场所有“一女二嫁”之嫌,既村办公司和利弘酒家共同设计了骗局,既调拨给利弘酒家,又同时租给她,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

法院判决:村办公司在和靳莉合作前,就已和利弘服饰公司停止租赁关系了,不存在“一女二嫁”。官司以靳莉败诉而告终。

(四)

靳莉出局后,王沪生没料到自己的企业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2004年9月14日,村办公司将王沪生和利弘服饰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利弘服饰支付租金400多万元,并搬离大华路388号。

村办公司有关人士对此的解释是:“当时村里作了结构调整,计划把大华路一带变成商业区。在跟王沪生打官司之前,村里曾让他搬到大华路198号,那边给他做厂房,并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双方对补偿数额产生争议,无奈之下只能打官司。”

显而易见,那份《终止协议书》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租赁期限。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幕出人意料。2004年10月27日,王沪生向主审法官写信喊冤,称2001年11月20日村办公司与利弘服饰公司签订的终止协议是假的。“村办公司负责人跟我说与靳莉打官司碰到点难题,如果房屋借给两家很难赢,要我们利弘公司帮忙签一份终止协议,我说没问题。”

王沪生曾请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协议的真伪,结论为:利弘服饰公司的印文是在2003年2月至5月间盖印形成的。

“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20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王沪生的质疑,村办公司认为,那份协议是经过法院认可的,自然是真实的。再说,协议签在2001年,在2003年盖个章,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五)

今年3月24日,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利弘服饰公司、利弘酒家搬出大华路388号,利弘服饰公司支付村办公司租金和房屋使用费147万元,被告随即上诉。

6月27日,利弘酒家以独立法人身份将村办公司、利弘服饰公司和王沪生告上法庭。也就是说,王沪生出于“自救”把自己给告了。利弘酒家认为,2001年被告在签订《终止协议书》时,利弘酒家既没参与制订这份终止协议,也没有签字盖章,其权利受到了侵犯,要求确认协议书中收回其经营场地的内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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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利弘酒家的诉请,利弘酒家随后向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已被受理。

由于村办公司诉王沪生和利弘服饰公司一案和本案有关联,利弘酒家曾向市二中院递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今年7月28日,市二中院作出裁定,中止村办公司诉王沪生和利弘服饰一案的二审审理。

“因为连环诉讼,几千平方米的经营场地就这样空关了四年,谁看着都心疼啊!一批官司打下来,其实谁都不是赢家。”一位知情人士感叹道。

链接:

“红帽子”企业有三种结局

一是妥善解决了财产权益纷争,在成功摘掉“红帽子”后,这类企业经营得比较成功;

二是一些企业仍戴着“红帽子”经营,暗藏的产权纠纷有可能成为发展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三是由于权益纷争而导致当事者各方两败俱伤,有的企业不得不接受破产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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