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小学时有个古老的故事讲的是“农夫与蛇”之间，爱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告诫人们要小心爱心用错了地方。而今这种“好心未必有好报”的事情仍在我们生活中日日夜夜的发生着。 面对市场的竞争也同样，竞争是一种血腥的争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拼搏，仅仅用善意或恶意的好心都可能被竞争中的另一方所利用，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视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行善者必有好报。唯物主义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不管人最初如何，只要后天有好的教育认识是可以改变的。经济学则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上，有如中国的法家学说，因此必须用好的激励机制来吸引人们向善，并且用最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违反规则者用最严厉的强制性惩罚来限制。 一种善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佛家的慈善、助人为乐演变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一种社会互助；另一种善恶则反映于经济活动之中，如市场的竞争、生产管理、流通与交易，此时效率成了衡量善恶的尺子，因此变成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只要不跨越了法律约束的底线，“效率优先”成了必然。一切经济学研究都恰恰是要解决“效率”的问题，社会的进步也来自于“效率”，有效率的就是善，无效率的就成了恶。经济学并不看效率的出发点是否是好心或善，而更注重于结果有效率还是无效率。只有那些有效率的才能有好报！ 土地招拍挂的制度初衷是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资产的土地变成以权谋私的工具，让土地资源可以在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中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本是件好事。但土地资源的垄断无法形成市场化的竞争，反而让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获取暴利的资本与来源，变成了对市场和消费者的垄断性掠夺，让土地的价格扭曲并暴涨。 社会上都在集中的争论上市公司和有资本充足实力的大国企、大外资在用高价成片的囤积土地，引发土地价格的暴涨。其实这是政府权力转换的一种必然结果，当利益驱动占上风时，垄断的权利就决定着价格，利益决定着善与恶。 为防止腐败的好心，让官员的利益转化成了官方的利益，让国有土地资源大大的升值，让政府的财力大大的增加。但最终所有的土地涨价都会变成消费者的负担、变成社会进步的成本、变成社会的抱怨。 政府总以为高地价是由开发商承担风险的，但除了自持物业之外，所有的高地价都必然会将风险转给市场中的消费者。高地价并没有帮助政府达到利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质量提高与生活改善的目标。 为防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超速，就不得不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于是严格控制压缩房地产业的投资以防止过快增长，本意是好心的。但压缩土地和紧缩房地产信贷的结果则是加大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冲突，反而使消费需求无所满足，供不应求又导致地价与房价的失控，好心仍未得到好报。 土地由国土部门管；信贷政策由银行管；税收由财政部门管；投资规模由发改委控制；外资由商务部定政策；上市融资由证监会审批；社会保障受土地与地方政府投入的限制。行业管理部门就只能从规范市场管理上下功夫了，但行业之外的因素影响远超过了市场规范化本身的能力，也必然让所有的政策博弈都变了味道，脱离了预期的轨道，并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 不能满足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就试图用物理结构的调整代替经济结构的调整，反而造成了市场行为与结构调整认识上的混乱。 政府希望用供给结构的调整来缓解供求矛盾，并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同时建立起梯次消费的供给体系，这无疑是正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什么是供给结构却认识不同。 市场中的供给结构应是一种经济分类的结构关系，即根据消费方式决定的供给结构而非根据消费数量决定的商品物理结构。对住房的供给而言，应是保障性住房、租赁性住房与商品房之间的比例结构关系，而非是单指商品房住房供给中的面积大、中、小的物理结构关系。 就像人的分类可以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分类，可以是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分类，也可以是劳动力人口与抚养人口之间的分类，以便研究人口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绝不是可以通过物理重量、人的胖瘦之间的分级来影响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对住房物理结构的限制就如同用胖瘦度来调节供求关系，用胖瘦度来调节与控制价格一样。结果并没有政策能建立租赁的市场，以形成梯次消费，也没有因对户型的控制而降低房价。 为规范化管理，防止证件不齐全的违章与烂尾发生，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中采用了审批制。销售管理办法中严格的规定了未办理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不得擅自提前用预定等各种方式变相销售。但在防止开发商捂盘的管理中，未办理销售审批就成了变相捂盘的一道挡箭牌。因为在明确的申报预售审批中有各种文件与条件的要求，但并没有了解这些文件的进度手段。没有如具备预售条件必须申报的要求，也没有开发商一定要预售以及不得现房再销售的规定。法律实际上并没有对开发商是否必须预售和何时预售的限制，就让开发商拥有了调节销售进度的权力和手段，是否捂盘就成了一句空话。 为防止捂盘惜售，政府对领取预售证后的楼盘提出了限期之内必须全部开盘销售的规定，并对未执行规定的企业进行了处罚。同时部分城市还出台了不得随时调整价格的规定。于是又出现了用高价开盘的方式，将原来根据现金流需求和市场消费需求控制进度与价格的方式改为了用提高价格来达到拉长销售期的作用，变原本低开高走、随行就市变成了不让调价就高开高走了。
随着市场需求和心理压力的作用，这种高价的开盘反而成为了让民众不得不接受的价格。让原本为了对付政策的随意调节的拖延战术手段被社会所认可了。变成了民众再不接受就可能出现更高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了。限制捂盘的做法本就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律，结果不但未解决市场的供给量增长的矛盾，反而在博弈中成了推动价格上升的行政动力。 捂盘只可能在严重的供不应求中出现，任何供给充分的商品都必然会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当买方市场有最大的选择时，价格才能在竞争中合理化，而在严重供不应求中去限制商品供给的调节就变成了集体涨价的推手。 不解决增加投资、扩大供给而试图在限制与紧缩投资信贷中解决供求矛盾等于是望梅止渴。市场经济则一定会让人们在追求投资效率的最大化中借渴而火上加油，让干渴变成利润。就像日常生活中所见的生意，在旅游点最干渴时遇到卖的饮料一定是最贵的。 毫无疑问政府出台的各种调控措施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许多是专门有针对性的解决博弈中明显暴露出的法律漏洞的。但非系统化的调控在拆东墙补西墙的同时，违背了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律让为维护民众利益的好心成为了增加民众负担、损害民众利益的工具，并没有在市场中得到好报。 为限制二手房房价的各种税收不但未能起到降低房价的作用，反而成为了税收向第三方转移，进而增加和提高了房价与交易成本；为限制投机炒房的各种措施反而让租赁性住房减少、租赁价格上升。总之针对市场可能让利润最大化的限制性措施大多未能给民众带来收益。就连政府买单的经济适用住房最初也因没有合理的建立准入准出的良好制度而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发财的工具和权力机关腐败的福利，好心未能有好报。 建立社会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职责，但要防止变成二次分配中加大贫富差距的福利化分配。好心一定要办成好事，让出发点与结果形成一致，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