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晋商，一度主宰明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其创造的商业神话和文化理念曾让无数追随者顶礼膜拜，而短短一百年后，这个经过五百年潜心修炼而建立的商业帝国倾刻间土崩瓦解，又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拨开历史的浮云，反思晋商的沉浮，追寻其盛衰的轨迹，我们固然没有理由否认当时内乱外患是造成晋商走向没落的关键因素，但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晋商是凭藉对自己所信奉和践行的文化理念的忠诚，将自己推上了一个让人无法超越的商业颠峰，而最终也是因为其自身对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叛由自己终结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晋商时代，换言之，是晋商自己打倒了自己！
背信弃义掐断经久人脉
曾几何时，晋商崇尚关公几乎到了极至，清末一个小小的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晋商百般信崇，尊为财神，正是出于秉持“信”、“义”二字来约束自己、教育同行，几乎所有的商号在号规中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等等“职业德行”，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史料中记载了很多不惜亏本而恪守信誉的事例，以至于出现了老百姓购买商品时，只认晋商店标，而不计较价格的动人场景。这种诚信经商的理念，无疑是晋商逐渐得到顾客信赖，并进而发迹起家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家业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当遭遇危机变局时，笃守诚信的晋商终究没有能够从骨子里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诚信品牌，进而形成的繁华人脉因此而逐渐被掐断。诚信乃立商之本，这一点，晋商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在当时可谓无可比拟的了，可他们偏偏没有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或者说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这就使得晋商在遭到外来力量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费者所唾弃。这不能不说是后来晋商迟迟未能东山再起、重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墨守陈规坐失称雄良机
说晋商墨守陈规似乎太不公允了，他们之所以在数百年商海沉浮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归功于其在长期的商业生涯中敢于破旧立新，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相当于现在的经营责任制；“大号统辖小号”无异于现行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派驻信使外出巡视、督察的“钦差督查制度”让人从中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然而，这种标新立异、这样的开拓创新并没有维持太久，创业的成功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种种光环的笼罩下，他们渐渐变得自以为是、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规矩”行事，而对形势的变化、外面的世界熟视无睹。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可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座县城中来。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1904年，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恰恰就是这种墨守陈规、目空一切的态度，使晋商眼睁睁地看着继续称雄商界、扮演“财政部”角色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自己将自己淘汰出局。
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
无论是曹氏家族、乔氏家族还是王氏家族，等等，这些晋商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出生农家。他们不甘于守着贫瘠的土地，不愿意满足于现状，毅然走出了家门，经过子子孙孙数代人的拼搏，家业不断扩大，从关内到关外，从国内到国外，生意可算是做遍天下，得意之时，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甚而远至英吉利海峡，表现出其宽阔的商业视野和创业天赋。按说，这些勇敢地跳出农门，并且建树了不凡业绩的晋商巨贾，理当胸怀天下、志在千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是这群纵横四海的大家之人，小农习气在他们的内心依然根深蒂固，正如一个世纪前上海流行的那首讽刺晋商的民谣所说：“山西人大褥套，挣钱回家，买房置地养老少。”纵使他们的钱财看上去世世代代都用不完，但他们就是放不下那个家，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大的理想、最后的归宿。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即使有再大的创业空间和发展前途，他们也宁肯绻缩在那片穷乡僻壤里，购地置房，“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如此“小家子气”，充其量不过是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回归到一个高层次的生活起点。极深的恋乡情结，捆住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手脚，刻板的小农意识折断了他们纵横天下的翅膀，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他们重新回归黄土高原那残破的院落，在那样的政治历史环境里，怎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突破呢？而又怎能规避被同行、被政府的新兴商业挤垮的风险？
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
说到晋商，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山西商人崇尚“和气生财”，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相与”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云：“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勾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
骄奢淫逸葬送庞大家业
古人云：成由俭，败由奢。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大多数能够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常常要跋涉千山万水，承受严守酷暑的煎熬，“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清人何秋涛在《朔方备乘》第46卷中写道：“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商勤俭，故多获利。”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勤俭从商的精神，使他们白手起家，创下了非凡的家业。但是，这种良好的作风却并未一直传承下去，相反却被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所取代。所史料记载，山西商人经济实力雄厚，在明清时代，其奢侈和程度不亚于大官僚、大地主。太谷曹氏家族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富贾，顶峰时期坐拥商号640座，总资产有1千多万两白银。兴旺发达三百年，荣华富贵十代人，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页。可传到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吸食鸦片，仅存储的鸦片就达万两以上，每年家用开支高达十万以上，终于入不敷出，因挥霍浪费而破产。汾阳的何以恭兄弟，在父亲死后，“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就是那些出手大方的败家子，忘记了祖宗勤俭创业的传统，将祖辈们辛辛苦苦、克勤克俭的庞大家业给白白断送了，这就极好地印证了那句古训，也似乎注定了晋商盛极而衷的宿命。
以官致财走上穷途末路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也是山西民间“以商致财，用财守本”这一重商观念的真实写照。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虽然代代不绝科举之人，却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弃儒经商、弃官经商不乏其人，变“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将商业作为一项终身追求的崇高事业。这也许正是晋商创造出其他地区商贾所无与伦比的辉煌的重要根源。根据史料记载，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相当于全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然而，这些在商界已经叱咤风云的晋商还是没有抵挡住来自官场的诱惑，长期在商海打拼，体内无法根除的“官本位”基因让晋商们深切地悟出，通过“以官致财”这一捷径，远比“以商致财”快得多，更感受到权力在庇护既得利益上的威力，于是，他们来了一个180度的反叛，票庄与官僚私下交结，蔚盛长交好庆亲王、三晋源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府的司库”（《山西票庄考略》）， “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这一说法实不为过。与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的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独立特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过朝廷的显贵、左右过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当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谓的“龙代表官”、“龙代表商”，这种如胶似漆般的深层次官商勾结，便注定了当清朝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难逃随之土崩瓦解这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厄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庭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
有位哲人这样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纵观晋商的盛衰，可以说是成于忠诚，毁于背叛。这对于新晋商的崛起或者整个搏击商海的人们不失为一面镜子，一本极好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