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世英关于“天人之际”问题研究
林可济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 我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名学者张世英教授，近20年来，在中西哲学结合的基础上，特别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相互结合的视角，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系列研究。他成功地把“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此项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
关键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融会古今；贯通中西
A Comprehensive Mastery of the Knowledge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 Zhang Shi-ying’s study of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his principles of methodology
LIN Ke-ji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
Abstract: In the last 20 years, Prof. Zhang Shi-ying,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he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by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is is because his principle of methodology i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mastery of the knowledge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Key words: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a comprehensive mastery of the knowledge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张世英（1921—）先生，是我国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著名专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向。“前期”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格尔哲学。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在校学生，我曾经听过张先生主讲的有关欧洲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的课程。半个世纪过去了。2003年夏我去北京时，曾两次到中关园拜访他。他对我谈到他“后期”（近20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情况。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不少人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片面性；更多的人，远未能明确地从人与万物的“主客二分”关系（subject-object dichotomy）来理解主体性；而当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把哲学问题，仅仅归结为是主客二分的关系问题。这就引起了张先生的困惑，同时也激发了他集中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庄子的道家哲学）的兴趣，并从中西哲学的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及其相互结合的视角，研究了“天人之际”有关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天人之际”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最初体现于1995年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两本内容相关（1）的书中。2002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张先生的新力作《哲学导论》，将上述两本书中提出的新观点，作了系统化的总结；而不久前（2004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哲学讲演录》，则以“讲课实录”的形式，把他在《导论》等书中所阐发的新哲学观点，更加详细、更加生动地展示出来了。本文仅就张先生关于“天人之际”的研究，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及其在研究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作简要的评论。
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要“究天人之际”，其中的关键，就是深入地领悟“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把握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四项基本观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其中“天人合一”被列为第一。（2）在中国，“天”固然有自然、宗教、伦理、政治等多种含义，但张世英先生所讲的“天”，是指自然之天，即天地万物之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研究，始终体现着“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方法论原则。
（1） 从中西对照的宏观视角，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作历史考察
为了把“天人合一”思想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加以全面的审视，张先生提出了关于“在世结构”的新概念。他认为，哲学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是真、善、美的统一。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研究人怎样生活在于这个世界上？也就是“在世结构”的问题。所谓“结构”，人与世界相结合的关系和方式。张先生认为，在中西哲学史上，对人生在世的“在世结构”的问题的看法，可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三个发展阶段。（3）
第一个层次，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内在关系。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通相融的，其表达式是：“人—世界”。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就是“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万有相通”。
第二个层次，是把世界万物看成是与人处于彼此外在的关系之中，并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两者是相互外在的；而认识则是由此及彼的“桥梁”。主体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性，以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表达式是：“主体—客体”。用西方哲学现成的术语，就是“主体—客体”的关系。
这两个层次不是并列或互相排斥的，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前者是后者之可能发生的前提。如果把中西哲学史综合起来看，上述两个层次的关系，大体上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人—世界”关系为主导的阶段。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在这个阶段，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尚处于主客不分为主导的状态。由于缺乏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认识论，故称之为“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或“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在西方哲学史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早期的自然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属于这个阶段。古希腊的早期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最早用了“爱智慧的”这个形容词。但它与后来说的“哲学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其中的“爱”是指人和事物之间的和谐一致、相互适应的意思；“智慧”是指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在存在中统一为一个整体。这类似中国哲学中所说的“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或“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论”中就有了萌芽，而“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则起于孟子。老庄也主张“天人合一”，但老庄的“道”没有道德意义。孟子的以道德原则为本根的“天人合一”说，至宋明道学而发展到高峰。张载的“天人合一”是宋代道学的开端，他在《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就是要破除“自我”与他人、他物的对立，达到人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境界。张载以后，道学的“天人合一”说，逐渐分为程（程颢、程颐）、朱（熹）理学和陆（象山）、王（阳明）心学两派。
第二个阶段，是以“主体—客体”或“主客二分”关系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作为主体，要占有或消灭自身以外与自己对立的、作为客体的现成外物，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或重点。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客观的“理念”是认识的目标，从而开启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先河。但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式作为哲学主导原则的真正开创者，是近代哲学家笛卡儿。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西方近代哲学的原则是“主体—客体”式的，黑格尔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个阶段的哲学家逐步地把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当作独立于人以外的东西加以追求，哲学成为以进入抽象概念的王国为最终目标的学问，成了“概念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主导地位的哲学原则尚处于“前主客关系的合一”阶段，缺乏或较少区分主体与客体的思想。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一批先进思想家们才意识到：传统的那种不分主体与客体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思想，缺乏实用价值。它固然有引人进入高远境界的魅力，但无助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明清之际以后的近代哲学家中，王船山第一次比较明确提出了类似“主客二分”的主张。以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愈来愈受到批判。例如，谭嗣同主张区分我与非我，强调“心之力”；梁启超大力介绍并赞赏笛卡儿和康德的主客关系和主体性哲学；孙中山的精神物质二元论，更是明确地宣扬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而“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正是这种思潮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和某种总结。
第三个阶段，是经过了“主体—客体”式思想的洗礼，包含“主体—客体”在内而又“扬弃”了“主体—客体”式的高级的“天人合一”，可称之为“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或“后主体性的天人合一”。这个阶段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否定之否定，是在高级的水平上，向“万物一体”、“万有相通”或“天人合一”的复归。在于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以后，从主要方面来说，大多数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都贬低以至反对并力求超越“主体—客体”式，企求达到一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海德格尔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西方现代哲学中‘人—世界’合一思想和反对旧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而在中国，严格地说，目前还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哲学和哲学家。
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张先生既从历史的发展，又从中西对照的视角，把“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历史发展，完整地揭示出来了。
（2） 从几位代表性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看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同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想的同与异
张先生不满足于上述的宏观考察，还进一步对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他把海德格尔当作实现了从经过和包摄“主客二分”，到更高一级“天人合一”这个重大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思想最深刻者来看待的，认为海德格尔在中西哲学的对比中，占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
马丁·海德格尔（Ｍartin Heider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被视为开辟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方向，并被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张先生在几本著作中，都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说明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海德格尔所说人“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这句话，颇类似中国人的一句口头语“人生在世”。这句话里所谓“在世界之中”的“在之中”（In-Sein）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实际上也是关于人和世界关系的两种不同理解。海德格尔认为，一种意义是指两个现成东西，其中一个在另一个“之中”。例如，水在杯子“之中”，椅子在教室“之中”。这样，人在世界之中，就等于说，人本来是独立于世界的，世界是碰巧附加给人的。这样，“人”这个现成的东西，就在“世界”这另一个现成的东西之中。这两者的关系是两个平等、并列的现成的东西的彼此外在的关系。西方哲学传统中主客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之中”关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主体怎样能够认识客体？“在之中”的另一种意义，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按照这种意义的“在之中”，人乃是“融身”在世界之中，而世界由于人的“此在”，对人揭示自己、展示自己。人（“此在”）是“澄明”,是世界万物的展示口,世界万物在此被照亮。（4）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解释，人认识万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张先生指出，“海德格尔的语言比较晦涩，他的基本思想和意思还是比较清楚的：生活、实践使人与世界融合为一，人一生下来就处于这样一体之中；所谓‘一向’如此，就是指一生下来就是如此，所以‘此在’与‘世界’融合为一的这种关系是第一位的。至于使用使人成为认识的主体，世界成为被认识的客体的这种‘主体—客体’关系则是第二位的，是在前一种‘一向’就有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在—世界’的结构产生‘主体—客体’的结构，‘天人合一’（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产生‘主客二分’，生活实践产生认识。这些就是我对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观点的解读。”（5）当然张先生也指出，海德格尔的“天人合一”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他关于主客的统一根植于人与世界的融合的论断,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刻理解。
张先生指出，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和重要继承者庄子，都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老庄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人以“道”为本，人的一切都不是独立于自然界的，而为自然之物。在谈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时，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加明显。《老子》轻视知识、提倡寡欲和回复到婴儿状态，实际上是要人达到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主张通过“坐忘”、“心斋”，取消一切差别，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但我们是否可以说，老庄的‘天人合一’境界达到了海德格尔所以主张的高级的人与世界合一的水平呢？不能这样说。”由于老庄哲学缺乏“主－客”式的思想和认识论，因此，“老庄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区别，不仅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而且是有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区别的意义。”（6）
张先生还把作为儒家重要代表的王阳明与海德格尔做了比较。他认为，由于王阳明关于“人与世界万物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程度，比起程朱哲学来要深刻得多”，因此，“王阳明似乎是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的一个最有典型性的代表，他的思想的地位同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所占的地位有点类似”。但是，王阳明的思想缺乏“主体－客体”式的思想及其相联系的认识论，他讲的“人心”属于理性，具有道德意识，并且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哲学家和古代哲学家，与海德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有根本的区别。”（7）
张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还对海德格尔与陶渊明，尼采与老庄、与李贽，萨特与王阳明，黑格尔与朱熹、与王船山，西方近现代哲学与程朱陆王哲学，作了相当深入的专题比较。（8）因篇幅所限，恕不详列。
（3） 具体分析高级“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思想在哲学各个领域中的体现
所谓高级“天人合一”，即包摄并超越“主客二分”，处于第三阶段的“天人合一”思想。它在哲学的各个领域，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由于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存在着“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因此，面对当前的事物，也有两种追问的方式：一种是“主体—客体”结构的追问方式：外在的客体“是什么”？这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所采用的、由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的追问方式。它是沿着“纵深路线”，为着对外在的客观事物根底的把握，达到抽象同一性或普遍性概念，以把握事物的“相同”。另一种是“人—世界”（“天人合一”）结构的追问方式：人“怎么样”与世界万物融合为一？这是西方现当代的哲学家所采用的、从一些现实事物到另一些现实事物的“横向路线”的追问方式。海德格尔所讲的从“显现”或“在场”（presence）的东西到“隐蔽”或“不在场”（absence）的东西的追问，就是属于这种。它并不摒弃概念、普遍性，而是要超越“在场”的“事理”，进入“不在场”的“事理”，以把握世界万物的“相通”，达到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境界。据此，张先生更愿意把这种子哲学叫做“万有相通”的哲学。（9）
在认识论方面，上述两种超越的途径是不同的：旧形而上学的“纵向超越”主要靠思维，它奉理性、思维为至上；而西方现当代哲学所强调的“横向超越”，就不能只靠思维，而要靠想象。想象让隐蔽的东西得以“敞亮”而显示出事物的意义，使人回到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想象的现当代转向，突破了思维的极限和范围：想象不是排斥思维，而是超越了思维。与此相联系，旧形而上学从主客二分的模式出发，认为彼此外在的主体与客体通过认识而得到统一，它的真理观就是“符合说”；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认为，任何客观的事物，都只是因其呈现于人面前而显示其意义。事物在没有被人陈述或判断时，处于遮蔽状态，对人没有意义；而当一个陈述或判断，揭示出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事物就达到了“去蔽”的状态而为人所见，这个陈述或判断便是真的。他们并不否认事物离开人的独立存在，但却认为事物的意义，包括事物之“成为真”，是离不开人的揭示。这就是“去蔽说”的真理观。
在审美观方面， 张先生说，“按主客关系式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无审美意识可言；审美意识，不属于主客关系，而是属于人与世界的融合，或者说天人合一。”（10）婴儿处于原始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尚无主客之分，可称为“无我”；有了主客二分，有了自我意识，可称为“有我”；超越主客二分，达到高级的天人合一，即达到了“忘我”。审美意识是超越主客的产物，属于忘我或“物我两忘”之境。西方传统艺术哲学基本上以“典型说”为其核心，认为艺术品或诗就在于从特殊的感性事物中，见出普遍性、见出本质概念，它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而一些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人，则要求显示事物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的。按照这种新观点，文艺作品不再是以写出具有普遍性的典型性格为主要任务，而是要求通过“在场”的东西，显现出“不在场”的东西，从“显”中看出“隐”，这就是“显隐说”。随着缺乏审美意识或诗意的传统哲学的终结，“诗意哲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在伦理观方面，张先生认为,人生之初,不能区分主体—客体,故无自我意识,亦无善恶之分,无道德意识；随着岁月的增长，逐渐有了主体—客体之分，并进而辨别善恶，也就有了道德的意识和道德实践；只有达到高级的“天人合一”，才能超越道德意识。它不是不讲道德，而是自然地合乎道德。张先生指出，“要回复到一种既有理性、文明和人欲，又能超越它们而在更高的基础上保持原始的同类感的领域，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意识的同类感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之上，要求达到超道德意识的审美意识的领域。”（11）既然如此，提高道德意识，就不能单靠道德说教，而要“多提倡一点审美意识的修养和崇高境界的培养，也就是多提倡一点超主客关系的精神。”（12）
在历史观方面，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关系把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看作是相互对立、彼此孤立的东西，认为研究历史就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来对待，研究历史的最高目的就是寻找“原本”，以恢复过去的原貌。但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并不在此。而事件的意义总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隐蔽的东西）紧密相关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背景的改变，事件的意义必将随之而改变。离开了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内在联系，而追求历史的“原本”，就像康德的“物自体”那样，只能是抽象的东西。
（4） 在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哲学的问题上，要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
上述旧意义的哲学终结以后，哲学究竟该研究什么呢？在西方哲学也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我们是仍然像“五四”运动时期那样，为了要学习科学而相应地坚持学习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原则，还是完全抛开主客二分的哲学原则，直接照搬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呢？张先生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总的来说，就是要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哲学，正确地对待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式的哲学原则，正确地对待西方现当代哲学，走出一条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通而又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哲学之路。
张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正如马克思对希腊艺术、史诗的赞赏的那样，虽然不能照搬到今天，但仍有其永恒的魅力。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主导原则是原始的“天人合一”，它缺乏明确的“主客二分”观念，不重视认识论的研究，从而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合理之处的同时，“要避免其不重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13）在主客二分的思想原则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想用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和排斥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并从原始的“天人合一”直接进入西方的后现代的高级的“天人合一”阶段，是不应该也是办不到的。
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由于它被抬高到唯一至尊的地位，从而在现当代日益显露其弊端，例如物欲横流、环境污染，反而造成了物统治人的现象，使人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本来这并非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过，然而，“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意见却认为这是由于主客体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斗争的结果，应该反对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来代替它，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更应该依靠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以认识自然规律，支配自然。否则，不重视自然科学，忽视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性，自然就会报复人，人与自然反而不能和谐相处。”（14）
我们今天亟需发展科学，理所当然地需要有经世致用的哲学观点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现在人们过分地热衷于功利追求，对自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对人采取自我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针对这点，我们应当在“重视实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及其理论基础‘万物一体’的哲学。”（15）这种“万物一体”境界，不是抛弃主客关系，不是不要知识，不是不要功利追求，而是包括主客关系，却又超越之；需要知识和规律性，而又超越之；既讲功利，而又超越功利追求；从而实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这是教人以经得起痛苦和磨练的人生态度之学，是面对人世间一切现实活动的高远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融会古今”、“贯通中西”是张先生开展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张先生说，“作为一个多年研究西方哲学的专业工作者，却在这20多年里花了更多时间读中国传统哲学的著作，我感到如果陷在这个圈子里出不来，无论怎么研究来、研究去，也很难为中国人的哲学和思想找到一个新路子。于是我在20多年里又同时仔细地、认真地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我近些年的很多观点和思路或者说一得之见，都是受西方现当代思想的启发，通过自己的思考，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后，才得到的。”（16）张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似乎尚处于沉睡中，需要用西方的思想来激活它们，而它们一旦被激活以后，就比西方的哲学思想更具魅力。”（17）因此，“中西贯通”这个提法，“不应该只是对某个人的学术成就的赞美之词，而更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条原则。”（18）这既是张先生个人的体会，更是广大学者的共识。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大大有利于西方各种文化随之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人也开始感到西方国力之强盛，必与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关注西方文化，就必然会关注作为文化核心的西方哲学。在如何对待西方哲学、如何看待我国传统哲学、如何创建中国的新哲学等三个问题上，存在着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改良主义派的严重分歧，“古今中西”之争时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起，一些中国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哲学体系：先有熊十力、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其影响比不上熊十力、冯友兰的哲学，究其原因是由于后者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更具有中国特色。1949年后，在于相当长的时期内，哲学研究的成绩是很不理想的。80年代后，情况虽大有改观，但还没有出现像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那样的大家。但人们也注意到，某些研究西方哲学、或同时研究中西哲学的学者，曾努力利用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解读，在把西方哲学中国化和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互贯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张世英先生则是其中受人关注的一位，他以83岁高龄，加以视力不佳，仍在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并把研究成果看作“愿意生死以之的东西”，确实令人钦佩与感动。
在当前这个新的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普遍化，世界文化的发展呈现多元共存、多元对话的局面。我们必须在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的内在精神的同时，大力引进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便跟上当前世界哲学发展的总趋势，对人类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
（2）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精神—百年回声》[A]，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3）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
（4）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1～73页。
（5）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8）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424页。
（9）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页。
（10）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1）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页。
（12）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249-250页。
（13）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405页。
（1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第403-404页。
（15）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6）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17）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18）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页。
作者简介：林可济（1933—），男,福建福州人，汉，福建师范大学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