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中国还不甚了解,当有人告诉你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在A股上市的中国公司有近30%是不专业的,并且专业公司上市后的业绩表现要远远逊色于非专业公司。这时,你一定会对此结论感到错愕。
你的错愕是合理的,因为你无法想象,在专业化已成全球潮流的背景之下,中国却仍然有着这样大比例的非专业公司存在,非但如此,这些公司还有着比专业公司更为优良的业绩。其实笔者亦有同感。在1月19日于北京召开一个有关中国公司治理问题的论坛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德尊和范博宏两位教授,发布了他俩最近完成的一项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结果。就在此项研究当中,蕴含了这一让人心生困惑的结论。
同时也会叫人好奇。因为你更为感兴趣的,应当是背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两位教授是如何划分专业公司与非专业公司的。他们表示,这个划分,主要参考的是该公司高管人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如果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董事长、CEO、总裁,他们具有法律、经济或者其他社会科学的教育背景,就将其归入具有专业性的公司之列;反之,倘若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这些相应的教育和职业背景,而仅仅具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则可以称为不专业的公司。
照此划分标准,他们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得出,A股上市的中国公司中,有28%的公司其高管只具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而没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之下的从业经验。
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令人困惑的现象另一面是:那些被认为是比较专业的公司,在上市几年之后的市场表现却通常会比较差,研究结果很明显地表明,专业公司的表现远远逊色于非专业的公司。与此同时,中国A股上市公司近年来的专业化率非但没有上升,还具有下降的趋势。
解读此现象,恐怕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社会形态来考量,必然涉及历史与现实的两相对较。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目前则正在从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以及后农业社会的半计划半市场,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匮乏。换言之,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专业化拥有的是相对弱小的力量,从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这恰恰是农业社会的背影之一。以古代文官制度为例,彼时的教育尚无学科与专业,以一纸文章定仕途;部门之间也没有专业门槛的界限,文官在其间调动的弹性大。可以说,中国很早就建立起庞大的集权制官僚国家体系,但真正意义上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实则是近数十年在努力的事。
就公司治理而言,同样遵循这一历史的缘由和现实的逻辑。中国公司在治理上有诸多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专业化。透过香港中文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不难发现,中国的公司机构非常庞杂混乱,一个集团公司的内部分公司结构错综复杂,难以厘清,即便这些集团公司发生了关联交易的情况,也难被发觉。
同时,中国的大型公司经营跨度非常广泛。比如说一家纺织公司,由于需要棉花,于是建立自己的棉花生产厂;由于需要电,于是建立自己的电厂;当发电量比较大用不完时,又或许会因此建立自己的电解厂。一家公司无所不做,完全违背了公司治理的专业化原则。
造成中国公司专业化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需求的缺乏。据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公司获得长期贷款的能力与他们的政府关系有很大关系。他们把A股上市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分作三类:与当地政府主要官员具有同乡同学关系的公司;已经被媒体曝出有行贿受贿关系的公司;没有前两种关系的公司。最后发现,前两类公司会获得较多的长期贷款,最后一种则比较难。
当然,一旦这些官员被双规或判刑,前两类公司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减弱。由此可见,推进和强化政企分开,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中国公司专业化的重要出路。
(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