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建设者》杂志 企业家的意识与财富专栏 2007年12月号
谁也没想到，从2008年元旦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合同法》），宛如一块投入平静湖水里的巨石，打破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30年的“平静用工局面”。在诸多劳动者仍然怀疑“劳资双方平等”的曙光能否及时到来的时刻，企业主们却坐不住了，纷纷赶在该法实施之前，做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试图以此来保护企业的既得利益。这其中就有一个标志性的企业——华为。
2007年11月1日，华为7000名具有8年以上工龄的员工，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而后，这些辞职员工的绝大多数又再次成功竞聘上岗，职位和待遇基本没变。华为称，全部辞职老员工均可获得公司支付的赔偿，这一赔偿总额高达10亿元。
此后，尽管华为陷入“规避新劳动法”的舆论漩涡，但“华为战术”却争相被人仿效。
针对社会的质疑，华为没有选择以往的沉默态度，而是给出了诸多看似合情合理的解释，并着重强调了“员工的自愿”和“深入领会了新合同法”。但纵观事件始末，我们仍然发现华为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这其中，有三点极为突出：
一，这次大规模的员工辞职，是由华为组织安排的，并非完全“出于自主自愿”；二，辞职的都是8年以上工龄的老员工，且辞职有补偿；三，再次签署劳动合同后的员工，需重新计算工龄。与《合同法》相关法条相对照，华为的理由单薄的就像严冬里穿在脚上的草鞋。
一个中国高科技的标杆企业，为何如此不顾规矩？华为人自己的回答一针见血：为了省钱。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所谓10亿元之巨的补偿金，于这7000名老员工来说，不过是区区一年的工资总额之数；而那段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8年以上工龄”，则随着华为的一句“重新计算”，烟消云散了。
难道这部试图调整劳资双方关系的《合同法》真的是企业主的一副毒药？显然不是，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一部法律只保护当事一方的权利，而不强制其履行双方交易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然而，华为等众多企业却不这么看。在“8年的工龄都可以随时归零”的现实下，就算有了《合同法》，我们对员工利益受侵蚀的担忧依然超过对企业权利遭损害的预设。
果然，近日就有专家出面指出企业误读《合同法》，并表示该法“只是适当向劳动者作了倾斜，但同时也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内容”；而法学专 家江平 先生则公开指称华为辞职门事件涉嫌胁迫。
现在，无论华为为这次事件贴上多么高尚的一纸标签，都不足以阻止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大幅下滑，因为，“华为不养老”。
事后，有报道称，200多名员工没有与华为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能够在狼性文化主导的残酷竞争环境中工作超过8年，显然，这200多人中，不乏英才。在业界，华为员工一直以坚忍、合作、技术超群、善打硬仗而备受青睐，从这个意义上看，再探讨这些人是否属于主动去职，已不重要，倒是华为导演的这出“财聚人散”的戏剧，值得反复玩味。
当华为辞职门的硝烟还未散去的时候， 11月6日，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成功。两件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如果稍加对比，却能看出些非凡的价值来。
阿里巴巴挂牌上市当天最终报收于39.95港元。若以当天挂牌交易价格计算，此次阿里上市实际诞生了1500名左右的百万富翁，这其中，也包括阿里的当家人马云。媒体惊呼，这么大范围的员工“造富”纪录堪称中国之最，此前，百度上市创造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240位百万富翁。
翻开阿里的招股说明书，在独立董事一栏里，我们发现了牛根生的名字。这几年，这一牛一马，在中国企业界不断掀起思维的波澜，两人共同出席的论坛无数，还一同担任了央视《赢在中国》的主要评委。这一次双方再次握手，不知是否与两人的价值观相近有关。
当年，牛根生是在蒙牛公司上市后，将自己数亿元的股份，分赠属下；马云则在阿里巴巴刚开始IPO的时候，就有意把自己的股份降至7%（3.5亿股）以下，而让4900名员工持有上市公司4.5亿股的股权。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两个人在处理公司与员工的财富分配关系上，持有相同的价值观，那就是“财散人聚”。这样的为人，也让两人在企业员工和社会舆论中，都赢得了非常高的声誉。
没有资本，企业无法运转；如果没有人才，企业又将怎样？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如何平衡“留住财富，还是留住人才”的关系，一直是困扰诸多民企做大做强的核心问题之一。上述三家知名民企的平衡之术，都有着各自企业面临的经济现实和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子；而对于我们东北的民企来说，这几年发展得不够“又好又快”，到底是因为缺钱，还是因为少人？
在当今这个流动性资本严重过剩的时代，要“财聚人散”，还是要“财散人聚”，诸位老板当先慎思，而后急行。
**注：此为原稿，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