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石良读了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和三年博士，现在每个小时的劳动价值有时还不到10元钱；这个价格在北京的正规劳务市场上只能雇佣一个并不娴熟的小时工，而且是不带清洁工具、不清洁厨房和厕所的小时工。
坐在北京中日医院针灸科明亮的办公室里，胸前插着各色自来水笔，日程上排满了会议、讲座和出国访问计划，用最轻薄时尚的笔记本电脑并保持随时在线，文质彬彬的李石良博士更像一个跨国公司实验室的中的高级科研人员。
而李石良掌握的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医术——针灸，针灸大夫做针刺治疗一个病人的诊费是人民币4元钱。
“诊费太低，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就连病人都过意不去了”， 中日友好医院针灸科主任李石良博士说，这个收费标准是99年北京市物价局确定，虽然针灸协会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多年，但这个收费标准就是雷打不动。
李石良曾经在瑞士工作过两年，针刺的收费是120瑞士法郎，是国内诊费的175倍。在美国，针灸的首诊费用是90美元，复诊60美元；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针灸收费也是30美元一次。
现在，李石良治疗一个病人一般需要20到30根针，而一根针的成本就是1到2角，一次4元钱的诊费还不够针的成本。在03年刚当上针灸科主任室时，李石良的科室有11个全科大夫，全科每月诊费收入2－3万元，而每个大夫人平均三四千元的工资，这样算下来，院里每月还要给针灸科补贴2万左右。
“这是极端的价格倒挂”，李石良说。
做为在大部分领域中已经放开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家，“价格倒挂”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常见字眼在现在的中国仍然频频出现，不久之前，处于垄断经营地位的中国的石油公司们就常常抱怨价格倒挂，他们认为国家制定的成品油零售价格远远低于他们的炼油成本。
石油公司和公立医院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价格被国家严格管制、资源高度垄断而公众又对其提供的服务强烈不满。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内，分为公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和私营的营利性医院两种，私营医院的诊费自主定价，只接受政府的监督而已，而公立医院的诊费是被政府管制的，诊费的增长采取累进制，上涨幅度被严格控制。现在国内医院的挂号费最贵的是正教授级别的14元，主治医师是5元，最便宜的是实习的住院医生1元。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说，挂号费只包括开单、处方的费用，而真正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门诊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应该提高医生劳动收入和技术收入，住院费和护理费，提高中医药价格和民族医药价格。
“国外的检查费很高，药费很低，有些医师只作解释与指导工作，根本不开药，而国内患者觉得药开少了就不高兴”， 姚树坤说。
北京港澳中心上的香港诊所，门诊的一次诊费400元，同样是外资背景的北京和睦家医院的诊费也是这个水平，但仍然有很多患者慕名前往，因为一个感冒大夫也可以仔仔细细看一个上午，不像国内医院的流水线，“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李石良现在的工资3000元，加上奖金每月五六千元，而在瑞士税前收入是人民币4万元，同样有国外工作经历的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高承志也有这样的体会，他在日本工作时每月收入60万日元，回国后现在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而且这还是刚刚涨过了工资。
“我们的工作水平不低于国外，但是收入地位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第三世界国家”， 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华伟说。
苦恼的不仅仅是针灸科大夫，在中国的医务界，人的劳动价值似乎没有得到尊重。
李石良听说过的最贵的外科手术中的铜钉要8000元，这相当于他为2000个病人做针刺治疗的诊费，而在他的隔壁按摩科一个专业医生给病人按摩30到45分钟只有25元，还不如大街上的洗脚屋收费高；另据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华伟介绍，有一种手术，手术费八万多，其中手术耗材就七万多，而手术费、护理费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在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下，医生的收入变成标准“堤内损失堤外补”，拿红包，吃药厂的回扣与提成蔚然成风，由此造成了检查费用激增、大处方横行乃至医患关系紧张、民众的看病难与看病贵，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院也走上了以药养医的不归路。
对于这些弊病，政府主观部门仍然相信强硬的价格管制是唯一的法宝，国家发改委在不断地对全国几万种药品发号施令，试图用强制降价的手段减少患者的医疗成本，但结果确实大批降价药品见光死式的选择了停产的办法。
今年2月底，国家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令后，国内100多家大型药厂终于无法忍受而上书国务院表达不满，他们在建议书中说，单纯的药品降价，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而“以药养医”这个体制性顽疾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他们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达500多亿元，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得的“公关费”和“回扣”也有数百亿元。
李石良说，97年在日本学习一年，和日本大夫熟悉了就说到红包的问题，原来远在在十年前，日本医生拿红包、吃回扣和药品提成的现象非常普遍，但97年以后就少了，因为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医生的待遇，“几乎没有医生愿意拿着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冒险了”。
也不是没有人看到医生劳动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不久之前，卫生部高强接受某知名媒体采访时表示，医生薪酬至少要按各种级别和教师对齐。但不知什么原因，发稿之前，高强删除了这句话。
李石良说，医生提高收入涉及太多部门的问题，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国家又不愿意投入，只能靠医生自己。
在针灸界人士多年不断呼吁下，部分省份的诊疗费已经有所松动，湖南和辽宁等都把4元的针刺费用提高到了20元左右。
但在目前的定价标准下，李石良所在的针灸科室拼命工作，才能勉强略有盈余，最多的一个大夫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完全靠劳动强度来挣钱”。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难以忍受，几年间李石良的科室已经有十几个医生流失，分别去了美国、德国等七八个国家，针灸在国外广受欢迎，针灸大夫一出国门“收入就不知翻了几番”。
这些年来，家人一直劝李石良去瑞士，瑞士也不断地邀请，但他还是坚持留在中日医院，因为在这里有很有做科研的机会，另外就是在国外的文化差异让他难以接受。
“我爱这块土地，在中国我每天都感受到她的变化”，李石良说这话时目光闪烁。
一面是国外的高薪诱惑，一面国内医院中针灸科80％以上都是亏损的、针灸影响日见其微的现实。
李石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坚持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