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死亡是个问题 生存与死亡
生存与死亡陈岩锋有生存就有死亡,这个道理我不必多谈你们也知道。不过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想象,作为个人,我们可以把愿望寄托在书本、竞技等等和孩子的身体上,也希望从中发现真理或者生命的真谛,或者延续生存以寻找真理或者生命的真谛,这种观念几乎成为所有人的生存目的。也就是,我们无论消极也好还是积极也好,对待生活总有这样一个倾向,我们还是认为人类的生存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还是非常乐观的,如果说得清楚点,我们人类的生存(就人类的作为有生命的每个个体来讲)是永远的,死亡是我们每个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作为人类这个系统来说,死亡是不相干的。不过,这样一种认识并不符合有生命就有死亡的规律,作为人类,我们无论怎么认为,逃避死亡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或者欲盖弥彰的话题。现在我们不愿意谈论人类的死亡,无非我们还认为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心理要求,而究竟是否能符合事实,我们暂时也只是采取不争论的态度,虽说生存与死亡的关系和实质我们都非常清楚。不过我们还是很顾忌谈论这个很值得悲观的话题。我现在谈论这个话题,首先就得打破心理的障碍,因为我也和你们一样不愿意谈论,我的心理也设防,我也不愿意被什么迷信的说法所左右,也不愿意将谶语与我的死亡联系,虽然我也是异常达观,但是与你们在心理机制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谈论这个话题,我并非就是对死亡那么垂青,他虽然对我十分友好,我对它却是拒绝的;我们现在拿死亡作为我们的话题,就是来探讨死亡对于我们的意义。我提出死亡的意义恐怕你们也开始怀疑我的动机,究竟死亡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死亡对于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他这样故弄玄虚是在履行欺骗的伎俩呢?你们这样想并没有什么不对,谁愿意生活得好好的去想这些问题呢?虽然普通人不愿意研究,但是作为学问来说,我们却不能避开这个问题不谈。何况死亡对于我们的意义十分重大,与生存一样是构成我们生命意义伟大重要组成。因此,我们不得不探讨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忌讳谈论死亡,但是死亡在古人的视野却不像我们一样忌讳。他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还是比较达观的,并不像我们那么拘谨,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比前人个人拘谨,譬如在性与政治上,先秦的人就比我们开放得多,在死亡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敢于谈论,没有那么多忌讳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虽然认为社会进步了,但是也只是在某些方面进步了;而在另一些方面甚至还倒退不少,法国学者蒙田和米歇尔·福柯等等都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想我不说,你们也明白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多少。即便对于死亡的话题他们也是早已洞察了其中的奥妙。他们对于死亡的观念还是相左的,孔丘就是采取了不谈论的原则--“不知生,焉知死”,他不谈论并不是忌讳,而是弄不清楚生与死的意义:我们连生存的意义都搞不明白,又怎么知道死亡呢?实际上,死亡与生存并没有高下之分,孔丘这样说,无非是告诉我们,他说提出的生存意义也是非常矛盾的,或者说值得质疑的。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孔丘在论语中的这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你难道说孔丘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他在有些方面还是积极的态度。而我们时常引用了他的这句话,好象孔丘真的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没有认识到生命的意义,这是不足取的。死亡的意义他也并非如我们对他的认识一样那么狭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在演说中也是带出了自己的观念。不过这样的观念比较隐晦,我们一般不太注意而已。与孔丘相比,作为先秦的显学--墨家,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就要达观一些,譬如,他们说“轻生死”。生死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他这里则成为一般性的问题,这不得不说他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更为达观的还是老庄和佛教的所宣传的观念,他们对于死亡可不是一般的认识。如果说得激进一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对于生死的观念代表了我们思维的最高水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章:生存与死亡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很神经质的丹麦王子为什么认为生存与死亡是个大问题呢?作为一个高级动物的族群,这也是我们作为这个族群或者族群的一员必须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洞察清楚生存与死亡,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为何而生,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而生存,我们为何而死,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死亡。除了几种特殊的案例,我们大部分的死亡还是比较平静的。不具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效应。当然也不具有伟大的象征,不过并不能说,生存与死亡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大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的自杀,虽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决断,出乎意料的决断,但是我们赋予它的符号是不相同的,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对自杀涵义的解释也是不相同。恐怖主义采取自杀方式袭击美国、以色列,作为实施者,他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才献身的,即使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英雄”,汪精卫等等,他们作为我们思想的行动者,还是得到了我们的称赞,无论他们行使的方式怎么残酷,但是我们所认同的是他的结果是为了正义或真理;那么也可以说惟有如此,他们才会采取自杀的方式与“不相干的人”进行交涉。但与此认识不同,我们在他们自杀之后也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种自杀是一种懦夫的行为:只有在光明正大的环境无法斗争,才会采取这种伎俩。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自杀是否具有正当性,但是作为自杀者,他起码认识到这是具有正当性的:也就是捍卫民族或者弱者的权益,对于他而言死亡可以超过自己生存的意义,也可以超过其他的意义之上。那么为情爱,为金钱,为义愤,即使一时冲动而自杀,或者寻求自杀性的行动,起码对于实施者也是具有意义的。当然,我们自杀的意义也是有别的,我们绝对不可将自杀的意义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探讨。他们的自杀,有的是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对现在或未来的悲观认识,有的还是认为他这样做,可以带来乐观的未来。但无论自杀者或者我们,在认识中还是有一个中心观念,就是我们对当下还是很不满意,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应该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与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差距很大。自杀作为我们迎接死亡的一个方式虽然表现地比较极端,但是它所显现生存涵义却是代表了我们生存的含义:我们对于当下总是不满意的,以前或者现在总是存在缺憾的。 我们的行动也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缺憾。我们在自杀这个问题上,所赋予它的意义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意象。这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正常死亡的情况。与自杀不同,我们平时对死亡是畏惧的,甚至一谈论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恐惧不堪。仔细一想,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畏惧死亡本身,而是畏惧死亡者的外部特征,也就是他的表现,他的内心怎么反映,作为一个死亡者他也不可能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受的死亡也就是他者的死亡,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是由于我们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一些外部特征造成的,我们并不具有透视能力,洞察死亡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只能从他者的痛苦上感觉死亡应该是痛苦的,恐怖的。因此,我们对于死亡的畏惧就显得有些难为情,对于一个我们根本无法经受又不了解的事物,我们惧怕的理由也只有用我们不了解的就恍惚来解释了。实际上,死亡对于我们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值得惧怕的对象。无论我们惧怕也好,还是作为为伟大或者为自己认为正当的事业而不惧怕死亡也好,死亡对于我们每个人总是要迎接的不受到欢迎的客人,这是无法婉言谢绝的客人。如上所叙,既然作为我们每个个体无法逃避死亡,既然作为生存者终结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一个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呢,或者说,即使我们不去解决,我们又怎么要面对一个必然死亡的结果呢?这还是应该回复到生存,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这里谈论死亡对于我们的意义,并非只是为了谈论死亡,而是针对生存的,也就是我们谈论死亡还是为了寻找生存的意义,为了更好的生存。死亡也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研究死亡对于生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汤因比是个人文学者,虽然他写了煌煌巨著,充满了人文关怀,但是所研究地深度却不用这大部头的书籍对待。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像马克思·苇箔一样,采取“”的态度,也就是不注入个人的感情,这种感情对于研究问题而言,并不是什么好的动机。由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认同马克思·苇箔的观念,我们对于死亡的研究也就不至于为了个人的情感问题而划上伤感的符号。对于我们来说,生存不平等,死亡是平等的,这样我们更容易接受一些。虽然死亡的时间有先后,死亡的方式多种多样,死亡的意义不相同。但是终究死亡。无论我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死亡还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流水线的最后一环,我们的必然归宿。也可以这样说,研究了死亡的问题也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生存提供了参照物。在人类死亡到来之前,我们一般采取两种态度,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譬如我就是一个不成熟的悲观主义者,为什么我说自己是不成熟的悲观主义者呢?首先作为人类它是必然灭亡的,看到这个结局,无论它什么时候来临,我是难以接受的,我想你们也难以接受,那么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一样,也属于悲观主义者;为什么我又说不成熟的悲观主义者呢?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个体的生命和作为个体集合的人类社会必然终结,但是并没有阻挡我们生存的勇气,也就是我们还是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思想问题,永远的悲观主义者,暂时的乐观主义者。我们乐观,也就是因为依照历史的经验来说,起码几年几十年地球不会爆炸,人类社会也不会毁灭。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类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的问题,以“进化论”的观念看,人类是一步步成长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但是对于至今无法知道人类从那里来的问题来看,人类望那里去也可以叫我们对于未来,也可能寄予一种超过我们预言神话,当然,由于这个东西我们说不明白,也就不在做没有赘述了。但这点我们还是应该声明一下,否则会给那些非唯物主义者留下学风不严谨的口实。也可以叫那些还不死心的人保留一些乐观情绪。上面我们研究了自杀这种比较特殊的死亡方式的意义,我指出了死亡对于我们是对生存生存现状的不满足,他们是主动(在某种意义上)寻找死亡,也就是虽然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他死亡的观念,但是在死亡的方式上他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现在有了安乐死,也就改变了死亡的涵义,(福柯)。我们从历史上可以观察到,实际上死亡的方式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选择自由的。构成历史的主要两个现象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尊重事实的话,也就知道和平是暂时的,而战争却是持续不断的。也就是在历史中,战争局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种现象也需要我们注意。虽然这种情况并非战时状态,但是他所显示出来的则是人类的主要历史现象。这样也就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我们对于死亡不但不情愿,甚至这种死亡也成为一种惩戒的方式,也成为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念而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结局。我们对社会的不满意有诸多原因,无论是以什么原因(意识形态,剥削,压抑)导致的不满意,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也总是寻找满意,自杀的毕竟是少数,自然死亡的毕竟是多数,如果将战争划为自然状态我想你们也满意。不过我们的满意是很值得探讨的,甚至可以说,这种满意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起先,作为我们祖先的原始人是与自然分离,无论是和自然斗争也好,利用自然也好,这种分离是一个大改变;也就是原始人联系起来,挣脱自然的羁绊。随后,就是与神分离,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但是在此之时,自然神已经不存在了,所谓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作为神的代言人的教士或者天子与大众之间的分离,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为这个代言人的合法性与我们认为的不合法性的分离,当这种情况形成以后,所谓人类社会也就产生分裂了。也就是我们的满意,对现状的不满意的反动,就建立在了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上。就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论来说,或许我这样说很不地道,也很容易被你们认为是谬论。但我们还是以事实为证据,不要因为我们不想提这个话题就不认为这是事实。我们知道,在我们斗争的时候,所针对的对方往往在我们的宣传中是这样的,他是非正义的,他不具有合法性等等,但是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的真相难道就没一点答案吗?王朝更替,战争频频,一个主题:就是以自己的合法性来颠覆对方,以自己的满意建立在别人之上。这个主题几乎贯穿了所谓人类的文明史。当然,我这样说并非认为这个观念就是绝对错误,而是认为这个理论还是有可推敲之处。这个理论并不像我们想象地那么好,也不是如我们想象的就那么值得乐观。究其实,这种斗争还是对于推进人类的平等起到了进步作用。我认为这种理论不可取,也无非是认为她有漏洞罢了。虽然我们也赋予这种斗争,甚至死亡以非常崇高的名誉。但是也不能认为这样的理论就是无懈可击。无论如何,在死亡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满意的方式,而不必在这一点上争吵。我认为,生存的方式与意义一样是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论固然是一种生存的总结,而我们对生存的方式的观念也未尝不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我在《捍卫投降主义》一文中就阐述了一种观点:与世无争。在这之前的一文《与世无争》中我也提出了这个观念。实际上,这种观念并非什么先见之明,我们在老子,庄子,空子,佛教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念。如今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无非是对我们生存主要理论--斗争的一种补充和修正,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不言自明,斗争虽然可取,但在有些时候却不得不避开这个问题。连孔子不是也说过什么有道则士无道则隐嘛。与孔子的“积极”态度,也就是“乐观主义”相比,老庄和佛教的“消极”态度,“悲观主义”还是不被我们认同的。好象这样一种生存哲学真的就是什么消极,悲观主义了似的。由此可见,我们思想受定见的影响多么大。如果不出乎意料之外的话(如果我们真生活在神话中呢?),这个悲观主义的确是指出了我们生存的终点,但是并未左右我们前进的步伐和生存态度,毕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不谈论和回避的原则。不过我们现在提出这种生存态度,并非对积极人生态度的反动,而是认为我们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生存的选择。这不是什么简单的纵欲和禁欲的区别,而是建立在一种多元化的世界之上的认识。在福柯的著作《疯癫史》中引用了这方面的材料,当鼠疫在欧洲泛滥的时候,人们打破了往日的陈规陋习,他们很多人已经公开的纵欲,为什么会这样呢 ?鼠疫造成了那么多人死亡,他们也不敢保证自己究竟能活到几时。即使在我们的眼前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在SARS期间人们的反应,不但尽量减少外出,发疯似的买那种并没有什么效果的药品防治,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存观念。认为的确生活原来并没有享受,而是浪费了很多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种情况在那些将要死亡的人的身体上也表现地十分明显,他们很多人也是带着遗憾离开人间的。但并不是他们在生命的有限时刻没有时间和机会享受,实际上是他们把本应该享受的生活浪费掉了。为了功名利禄,却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生活。但我这样说绝对不是都叫大家在死亡之前选择这样一种比较消极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尊重积极的生活,我这样说,无非是认为:我们的生命短暂,应该尽可能地享受生活,有很多事情的确应该抛弃。生活的态度应该是多种多样,并不存在高下之分,也不存在什么消极与积极的概念,我们能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个层次,对于很多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也不至于以自己的生存方式来谴责别人的生存方式究竟是否正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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