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是在寺庙贾平凹 透过贾平凹窥中国文坛一斑



贾平凹是一个优秀的多产作家。他出书四十多部,而获奖就达三十多部,很能代表中国现今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们,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

贾平凹创作特点有两方面:其一是睿智大胆,先锋沉郁的创作思想;其二是古色神韵,灵气氤氲的语言风格。

他的创作思想对现今中国文坛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对语言的探索和选择给了中国作家寻找语言很大的启迪。

现今的文坛,总的形势看好。比较民主的社会不境和比较自由的精神气氛为作家艺术的追求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可能性。然而由于迅猛的商业浪潮席卷全国,社会意识处于剧烈震荡之中。社会转型刚刚开始起步,人们普遍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困惑和迷惘。迷惘引导人们遁入空虚。作家们还没来得及看清现实,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到生活的真实,社会发展的大潮流就卷走了前浪推来了后浪。涌动迷惘的时代造成了一些作家的喧嚣,轻浮,骚动,虚假,懦弱,浮肿,摹仿成性。于是在英才辈出的同时,文坛里也充满了腐败,奸滑,狂妄,虚伪,投机,变态的一大批政客,御用文人,推销商,自大狂,青春期或更年期疾病患者。造成而今文坛良莠杂居,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混乱局面。

上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可谓给中国作家的一个响亮的耳光。它表明昔日这个世界文明朝拜的圣地,而今演退为世界文学的边缘地带。对此现象中国评论家众说纷纭,王彬彬认为中国作家太聪明了,形而上的思想不足,形而下的意识有余。

中国作家几代人前赴后继地创造文学,研究文学,却没搞清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学?或者说文学是什么?

我不想给文学下什么定义,只想从文学实质的角度略谈一点。文学是一种艺术。艺术就是艺术,不是镰刀,也不是匕首;不是生活的工具,也不是政治武器,而是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是生活的描写和社会的刻画。中国作家似乎一直没有弄清或者说不愿,不敢弄清这个问题。最早产生这种朦胧觉醒意识的人中,贾平凹便是其中之一。

用贾平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对政治不大感兴趣的人。”(2)作的作品很大程度不为自己设制思想缚束,与那些“须听将令”的作家似乎有所不同。这些作家左盼右顾,缩头缩尾。还有一些作家见风驶舵,以造时代轰动效应。当然不是作家应不问时政,闭门造车,相反应当擦亮眼睛,明察秋毫,与民族共命运,同人民共呼吸,也只有容身于人民才能与出撼人心魄的鸿篇巨著。假如作家没有一个博大胸怀去感应、体悟、承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那么作家就只有面临被彻底共化或异化的危险。

贾平凹的思想是先锋的,他很好地把握着时代的趋势。他出身农民之家,对农民,农村寄予着深厚的感情和希望。他渴望他们革除旧思想,努力创造新生活。改革之于他们是人生的一个转机,也是一次吉凶难卜的冒险和胼手胝足的苦斗。他们感受着并无 可奈何地忍受着农村的贫穷和乡下人的屈辱这双重的苦难。当眼前出现一线有可能改变这苦难命运的希望之光时,他们想试一试不再象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和土坷拉打一辈子交道,受一辈子穷。他们想试试看能否改变仿佛是前世注定的“土命”。于是王方磨豆腐,做糕点(《腊月·正月》),禾禾养蚕,打猎,买磨油机(《鸡  洼的人家》,门门撑排贩运木材和猕猴桃(《小月前传》)《浮躁》里的金狗和雷大空便当上了记者和办起城乡贸易公司,改革之于他们也是一种新的活法,新的谋生办法,一种新的行为方式的尝试。

以前,作家们的写作禁区太多,因为政治的原因,作家不敢畅所欲言。81年以后有所好转,到85年的杭州会议,中国作家才勇敢宣言,我是一个作家,不是工具。我的根本责任是反映生活,创造艺术,我背负着撰写秘史的责任,要反映现实生活而不是古典的翻版和政治通告。这一意识的阐悟,贾平凹不是捷足先行。较好的体现是《浮躁》。贾平凹在《浮躁》里放开了思想,大胆,沉郁,冷静地描写了在改革开放中一些干部的堕落。他们认改革为名,玩弄伎俩,谋取私利,拉拢亲信,排除异己,贪污受贿,奉迎拍马,搞取形式,蒙敝上司。滥用职权,搞地方主义。对他们的描写毫不忌讳,撕开写,写出了他们素质的低下,灵魂的鄙劣。不象路遥笔下的干部们,不是大公无私,一心为民,谦怀若谷,就是质地良好,略有小斑,然后经过教育,予以改正,也成为臻善臻美的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焦孔”好干部。贾平凹写的是生活,真正的生活,少的是天真的幻想和造做,多的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职业道德。

继《浮躁》之后,中国文坛出现一大批站在历史和空间之上的高度的作家们,象后来的新写实作家基本属于这一类型。

 

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学浪潮现在已经退隐,一个理想主义文学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大概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过去的理想主义便是显得简单和肤浅,大概是理想性上了历史的战车——原有的对面消失和原有的意识形态模式消解了。于是先锋小说就应时应运而生。先锋小说在欲望仅叛的技术化戏拟道路上的沉沦把新时期文学带入了现代化发展的商业时代。文学的商业化书写带来了无主体性的自我形象的复归使文学在进入经济商业时代的同时,进入了文化的审美时代。寻根文学内在性包涵着先锋书写和商业书写双重性,是文学由内向外转的过渡。(它不仅丧失传统的意义上,而且在丧失现实的意义上寻根文学是无限的书写)。它不仅没有超越当代生存的自我沉沦,反而完全顺应了这个沉沦的趋势,成为在沉沦之境中的操作或表演。但寻根文学创作在现代无限发展的语境压力下通过向传统文化精神的回逆探索当代文化根基重建道路,预示着新时期文学的可能深度。(3)洪峰在《瀚海》里试图找到生命存在的隐秘根源,在荒原瀚海里生命与自然蛮力相结合,粗野而痛快。从刘恒的《伏羲伏羲》可看出刘恒在把握一种心理,一种生活状态时所达到的那种精细,那种游龙走丝的笔法。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苏童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惯常的线性模式和完整性的封闭叙事,而是用叙述观点的变化支配做事的转折结合。(4)新写实书写不仅软化了现实,而且消解了历史新写实的历史欲望更普遍地在新写实对现实的展示性重写中表现出来。由于缺少深度的掘进,新写实不仅能把现实带入历史中而且把历史本削平为形象的表演。在平面形的表演中是没有悲剧感的,只驻足于形象和欢快和猎奇。在根本上是自我地历史的欲望的重写——历史成为停泊在处我对艳情俗意的欲望的死海。在新写实向欲情和传奇回归中,新写实和寻根文学最终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使新时期文学在传统和现实两个维度实现了对商业时代的欲望的重写。作为商业时代的欲望的重写,新时期文学不仅变成了奇迹的展示,而且把展示本身变成了奇迹——展示的奇迹。在90年代的文学展示的奇迹中,我们不能不面对贾平凹的《废都》。贾平凹一直是一个纯朴而厚实的乡土作家立世的。而在商业时代无限欲望的诱惑下,他渐渐守不住清静了,他连续发《白朗》、《王魁》和《美穴地》三个以上大匪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这些“寻根”品一时引起寂寥文坛的注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土匪文学骤然成熟。较出色的作品有《果》、《月色狰狞》、《十九间房》等。这如果说他仅是暗入商流的话,到92年,此时贾平凹已经不能从对“他者”的腊奇展示中得到自己的欲望的满足,欲火中烧的贾平凹发愤而著《废都》把自己投入了欲望展示的中心。在《废都》中贾平凹把自己的私欲展示在当代都系沉沦于欲望之海的背景上,这种自我展示不仅使自我的欲望公有化而合理化了,而且使展示本身成为一次放浪形骸的纵欲。可以说贾平凹通过放纵的形象展示实现了对展示的形象的放纵,以此解除自我难以承受的欲望压力。《废都》达到了新时期商业写作的至高点。在这至高点上,展示价值代替一切价值成为文学的绝对价值,而欲望充溢的个人因为把自我欲望无私地展示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不仅消除了欲望压力的焦虑,而且也成为一个绝对的存在物——一个展示的奇迹。贾平凹的乡土写作开始对商业时代的逆反,现在却归于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彻底沉沦。但是,无论逆反还是沉沦,贾平凹自始自终都在商业时代中,属于商业时代的。他以《废都》展示了自我沉沦的必然性,这种结局对于新时期文学的80年代进程是有概括性的。(3)

总之,贾平凹也没逃脱作品商化的悲局。而且他的“叛变”带动一大批作家,形成了一个潮流。

 

这里再简略,概括性的谈一下中国文学语言。

中国文学语言的革命,探索由来已久。自本世纪初的白话运动以来,中国作家一直在寻着自己的语言。开始向欧洲学习,把自己的语言欧化了,而欧化的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和皮毛。这就要求中国作家必须从自身出发寻找语言。老舍先生在语言上的探索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启迪,只可惜他还没给中国作家指正一条光明大道,就投湖光去了。贾平凹在语言上有很大的成绩,他着眼于国文明五千年深厚的积蕴的宝贵遗产去挖掘开拓,深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风光水色,灵气迷漫,笔锋冷峻,境界隽永高远。真正地用活了语言。正如贾平凹所言:“成功者,将是当过现代派又反过珍视民族东西的人。”如抛开这个完全于不顾而去盲目学习别人,无疑于邯郸学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作家却付出了几十年的惨重的代价。贾平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很快付之于实践。这一特色几乎在他所有作品有明显的体现。在此不必赘述。

 

贾平凹是中国作家们的一个不完全但很有代表性的缩影,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坛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文艺争鸣<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王杉杉·文艺争鸣杂志社·九四年第六期

2.《四十岁说》(《贾平凹集<序>》作家出版社

3.《文学评论<反叛与拯救:新时期小说十五年>》

肖鹰·文学评论杂志社·九五年第一期

 小学是在寺庙贾平凹 透过贾平凹窥中国文坛一斑

4.《当代作家评论<被历史命运裹胁的中国文学——1987~1988年部分获奖作品及其落选小说评述》

陈晓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九五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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