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原油价格上涨、粮食消费大增、金属与矿石涨价、雪灾影响，任何一个事件都触痛着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脆弱神经。为此，硅谷精英投身太阳能技术研发；发达国家把生物柴油列为其重点发展的清洁能源之一；各国利用玉米、红薯提炼乙醇；各汽车厂商推出乙醇汽车等等，在这个工业主导经济的时代，社会各界都希望通过多种技术创新以应对能源短缺而造成的发展危机。 然而，当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上述危机的形成机制就会发现：自去年以来的新一轮通货膨胀，是从农业生产领域引爆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我们可以不开汽车、不看电视，甚至可以不点灯，但我们不能不吃饭。这种对农产品的刚性需求，再加上雪灾的影响，使得2008年1月中国CPI推高至7.1%的水平，创11年来新高。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仍然是CPI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猪肉和蔬菜价格分别同比飚升58.8%和13.7%。 生猪供应不足并非养猪本身能不能盈利 最早出现明显价格波动的农产品是猪肉。几乎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发现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在一夜之间突然暴涨。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经济学家们也将这一轮通胀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 政府对这一价格异动迅速采取措施进行遏制：扩大猪肉进口，以填补短期供需缺口，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鼓励农民扩大生猪养殖，引导猪肉价格在长期中保持稳定。同时，为防范更大范围的价格波动，使出了准价格管制措施，公开警告任何企业均不得结成价格联盟，甚至通过发改委明确禁止企业乱涨价。 应当说，政府完全能够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价格上涨，就可能从猪肉开始，沿着产业链条，以一个“蝴蝶效应”式的连锁反应，形成一场经济雪崩。 然而，尽管这些价格调控手段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单纯的价格调控手段就只能是一种治标之策。实施过于强硬的价格调控，事实上是扭曲了市场真正的供求关系，维护了工农业产品价格扭曲的不合理现状，并不是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久之计。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形式，使农民能够从养猪中获利，但让农民真正放弃养猪的并不是养猪能不能获利，而是农业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失当：现行的经济体系使得资源根本无法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农业生产在资本短缺、技术落后、土地减少的基础上，农村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的空心化，农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全部基本条件。具体讲，就是到沿海打工而获得的收入远远高于养猪的利润，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成本实际上是已经提高了，只是先前没有传递到农产品价格上来。这可能才是猪肉生产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但为什么先是生猪养殖业，而不是种植业受到冲击？因为种植业的人力投入主要集中在播种和收割两个环节，养殖业则需要持续的、每天强度大致相同的人力资源投入。在年轻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如果留守农民觉得人手不够，以至于个人的边际投入小于边际收益时，就会理性地选择停止对养殖业的投入，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 农业危机甚于能源危机 以猪肉价格上涨为先导的中国物价指数的快速增长，让国内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同时也凸显了农业作为公益性产业的重要性。中国的任何危机最终还必须依靠稳健的农业得以缓解和消除，如果农业这个根基出现危机了，其危害可能甚于能源危机！ 正如高盛大宗商品研究部门负责人杰夫8226;柯里所说，“在未来12到18个月，许多大宗商品领域都可能进入危机状态……而农产品是关键所在。”进而，柯里指出，“对于早已走出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的居民来说，他们通常会花更多时间去担心其汽车汽油的价格，而不是小麦或玉米的价格。而在西方投资者想到‘大宗商品冲击’时，他们的参考点通常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 但是，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危机更甚于能源危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饥荒所影响的全球人口比例远远超过了能源危机。即便时至今日，食品等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依然会在发展中（或是半发达）国家产生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条件优越的西方国家有时无法充分理解其影响程度。”
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原理，要素禀赋充裕的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其有利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出别国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交换自身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实现福利的增进。如此一来，“以食品资源缺乏的地区如海湾国家应该抢购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农场，发展自己的农业，增加农产品供给，正如美国获得石油资源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向利雅得派出自己的石油专业团队一样。”“以色列不应该发展农业，而更应该生产工业品以换取蔬菜和粮食，但事实上，以色列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世界一流。” 在现实世界中，理性符合经济逻辑但不一定符合政治逻辑，“无数的投资控制阻碍了沙特阿拉伯人收购威斯康星州的农场和美国人拥有沙特的油井。当海湾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过滤海水去灌溉沙漠中的小麦的时候，美国与欧洲却正在尝试将玉米变成燃料。”进一步推论，拥有农业技术和农产品的美国不仅可以选择出口换取外汇，而且还可以将玉米变为生物柴油以缓解石油压力，但是海湾国家的石油却不能变成玉米，在运输等条件受阻时基本生存必然受到影响。 城市化加速发展下潜藏着农业危机 城市就像一台贪婪的抽水机，在吸收劳动力、能源、农产品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空间。中国CPI和PPI的上涨，最终都可归功于农业发展的滞后。然而，这又是一个加速发展中的大国在运用市场工具配置资源时都必须经历的阵痛。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年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亦即农民工工资率的提高）又将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基础。因此，在城市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可喜”情势的后面，也潜伏着农业发展的隐忧。 更进一步讲，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最终体现的是中国农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只要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借助资本设备和技术得到提升，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就不会降下去，就会最终传递到农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水平上，进而带来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全面的价格上涨。 相比于农业危机而言，能源危机并不可怕。石油供给的不足可以通过种植玉米、红薯等农作物提炼生物乙醇来替代，也可以通过种植绿玉树、膏桐等树种为生物柴油工业提供丰富的可再生原料。当然，通过技术研发、创新制造出节约能源的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更可取。 目前看，农业和农村，仍是中国的一个软肋。如何进行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技术投入，大力发展农业，避免“海湾地区过滤海水去灌溉沙漠中的小麦”的悲剧，是从这次雪灾得到的重要启示。面对一次又一次天灾，我们不能总以“30年一遇、50年难遇”来自我开脱，面对甚于能源危机的农业大宗产品危机，我们该如何行为呢？马克思早已给出了答案：“食物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农业劳动是其它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但愿这次雪灾，就是加快农业发展、优化农业布局的另一种形式的“中央一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