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 中国三农问题，自然与历史渊源复杂，时间长、本质弱、差距大、基础差，仅靠给钱，不可能解决本质问题，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从提高农、林、牧、渔业生产能力入手，在帮与助、引与诱等真心实意地促，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在制度上创新，给“三农”以新中国最优惠的政策，才可能有助于新农村建设新局面的形成。
[关 键 词] 农业生产力 落日的辉煌 农业弱势 制度创新
国家统计局2008年元月2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12月上涨6.5%)。其中，城市上涨4.5%，农村上涨5.4%。食品(上涨12.3%)。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应该说是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危险警报。
2008年元月3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透露，2007年中国农业仍然保持了连续几年来平稳发展的好势头。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达到28910亿元，和2006年相比增长3.7%。粮食总产量达到10030亿斤，和2006年相比增长了70亿斤，增幅大约是0.7%。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007年达到了4140元，和2006年相比增加了553元。从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是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多的一年。增幅扣除了物价指数之后和2006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9.5%。
2007年的CPI上涨因素中，食品价格上涨的比例高（12.3%），农村比城市高。2008年头两个月，全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７．２％；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４．９％，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１１％。这种粮食产量增长、价格上涨的反向运行，除国际因素外，国内农业可能隐含有深层次矛盾，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中国农业生产能力，整体上是“落日的辉煌”
从基层知识型干部李昌平先生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报，到2008年，已整整八年了。近四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四个一号文件，2008年一号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十个一号文件。温家宝总理2008年3月5日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
中国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环境比八年前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取消农业税，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补贴，基础教育免费，新型农民合作医疗等几个方面，目前的三农处于休养生息状态。这种“休养生息”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社会和谐是有益的，但在现代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解决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社会持久发展，没有本质的意义。
2007年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也是党和政府经过多年努力，才扭转农产品产量下滑的趋势。这种增长和增加是不可持续的，只能说是“落日的辉煌”。因为，全国整体上，农业生产力没有根本性改度，农民素质没有根本性提高，农村社会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
例如：农村债务问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金融资源流失与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问题、个人贷款和打官司难问题、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问题、基础设施薄弱与综合生产能力脆弱问题、乡镇机构雍肿与干部队伍庞大问题、乡村两级经费紧张与基层组织运转困难问题、党群关系疏离与干群关系紧张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与劳务输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理念落后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等等，都有待我们一一破解。
经调查，其中债务问题的现状是①：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1、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2、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3、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4、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5、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6、农户欠交税费，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7、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1、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2、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3、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4、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5、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6、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7、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和生产发展力。
二、农业弱势地位没根本改观，农业劳动力大失血
农业本来就是中国最落后的产业，天然的弱势产业，农业组织上最原始的产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主体是4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和老人，加上留守儿童就是实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造成中国农业产业的弱势地位的原因，主要是②：
一是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是生产资料的弱质性。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是劳动主体的弱质性。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
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是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是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
社会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迟迟不能打破，2008年农民工开始入进了全国人大，他们户籍仍在农村，农村人认为他们已经是城里人，城里人认为他们是农村人，其实他们是半城半乡下人，真正代表农民根本利益，并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的没有真正的农民代表。
三、制度创新，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农民”与真正从事农业的“职业农民”是两个概念，农民是农民工与职业农民之和。大多数农民工和“80后”仍没有机会进城的农民，心底里没有打算成为职业农民，即使被迫生活在农村，也会从事非农产业谋生，青壮年农业职业劳动力极少。这是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致命的一点。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必须从下面十个方面进行制度性创新。
首要的一条，必须让农用土地商品化。土地是农业最根本的资源、资本。农业资源、资本没有商品化，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就不可能完善、完整。农地商品化不等于私有化，如国有企业资本商品化不等于私有化一样，它可以是国有企业经营，也可以私人经营。
第二条，就是农业生产企业化，职业农民以带土地入股的形式，成为企业员工，土地股是职业农民不失业的保障。更能防止乱占耕地，18亿亩耕地红线靠产权、主权来抵抗强大的城市资本占有。
第三条，彻底取消户籍二元化，以职业所在地重新登记人口，把户口、身份证、家庭、婚姻、诚信记录、个人档案、资产登记等内容统一起来，做成一个信息化平台，单独成立一个“非盈利、公益性的中国人口诚信信息收集服务公司”，政府机构依法无尝、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有尝获取相关信息。
第四条，鼓励城市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
第五条，成立国有农村、农民发展银行；个体户、农户信用贷款银行。由国家外汇储备主体投入，用政府立法支持与优惠的国有发展、信用贷款解决农村金融服务。
第六条，农业、农村、农民统一实行与城市一样的税收制度，对农业企业采取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参见柴福洪，“城乡税制一体化”税制改革研究和“城乡税制一体化”的配套改革措施简述，网址：http://www.aihuau.com/AuthorIndex_Boke.aspx?id=157&page=2）。
第七条，用非承包地和抛荒地、山地等农业资源商品化收益，解决农村村级债务，国家和省级财政预算，逐年安排偿还乡镇历史债务。
第八条，取消乡镇预算级次，乡镇政府转为县级派出公共事业管理机构，乡镇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组织，转为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辅导、协调、仲裁机构。富余工作人员下派村组任职，面对面帮扶。
第九条，新的户口登记制度实行一定时期后，农村居民享受的政府优惠政策，要实现高于城市居民，象特大城市户籍管理一样，科学控制城市居民流向农村，鼓励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鼓励招商引资下乡，鼓励城市居民下乡经商办企业。
第十条，规划先行，按县域规划出产业发展区和限制工业发展区域，明确农村地区禁止发展的工业项目目录，实行一村一品，下派大批干部贯彻实施。
总之，农村必须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才可能带来根本性度化，否则，将会缘木求鱼。
2008年3月10日于南湖
参考文献：
① 百度知道网，寻找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调查报告，
网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062139.html
② 柴福洪，“三农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2003年第6期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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