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人知识浅薄，学无专长，但却很喜欢“做学问”和“写论文”。如此糊弄了二十年，弄得一大箱子宝贝论文；然而忽至今日大脑空虚，顿生一种江郎才尽之感，于是便玩味起“论文”这玩艺来。“论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顿时感觉到——
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中，“论文”不过是一种“说明书”，一种“精神产品”的“说明书”，它派生于、附着于原创性的“古”、“外”之“精神产品”。比如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学术大师的原著都不是“论文”，而当代论述孔孟老庄的文章都是“论文”，这些论文其实就是孔孟老庄的“说明书”。再比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绝大多数都不是规范、标准的“论文”，而论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论文”则汗牛充栋。这些“论文”不过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说明书”。我们常把“论文”的标题取为“论×××”，这说明是先有被论的东西存在，然后才有“论文”。这些“论文”不过就是介于“产品”（原著）和“用户”（读者）之间的“说明书”。
其实没有这些“说明书”，也不会太大影响“原著产品”的销售和消费，而且我很讨厌这些画蛇添足的“说明书”，常常节外生枝，离谱高歌，“误导”读者。有很多“说明书”说明的意思，并不是原创者原有的意思，比如拿“邓小平理论”的某些“说明书”去考邓小平本人，说不定他老人家还考不及格哩！难怪张五常先生说，把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社科论文一把火烧掉，丝毫不会影响大陆社会科学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文科学界盛产“说明书”？经我的观察，其原因：是中国文人把社会科学研究当作了一项“体育运动”来操作。
在国内绝大多数人文学院和研究机构里，我们绝大多数的硕士、博士生导师，其实是在按照既有的原则结论和游戏规则，指导“研究生”做“体育运动”。伟大的导师们按照严格的“体育运动规则”，把“研究生”的大脑当作四肢之外的“第五肢”来进行训练。他们自己非常勤奋地做“大脑体育运动”，同时也指导他们的学生努力地做“大脑体育运动”。他们跟普通运动员的区别，只是在做运动的时候使用不同的肢体而已，少流血、少流汗而已。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导师大多是技能教练，他们严格地训练那些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写作”技能，教他们学会熟练地用“头”和“手”这“二肢”配合起来写作名为“论文”的“产品说明书”。但这一大群食国家俸禄的脑力运动员，比竞技场上主要运动肢体的运动员差远了，他们的“作品”不仅缺乏创新内容，也缺乏观赏形式，因此亿万人无聊极了，也不愿光顾他们那书店，花二十元买一张“入场券”看一眼他们那平庸的“表演”，数一数半个世纪来中国文科学界有几本世界名著！北京大学王铭铭博导抄袭美国佬的时候想到过没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里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与一个普通的美国教授相比，不过是三流、四流的王八。
中国有一个怪现象——“臭老九”们都在骂政府官员的腐败，但政府官员却从来不骂、也不治理这些“文抄公”的腐败。大概官员他们都信奉伟大设计师的名言“深圳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因此学术腐败无关国运，因此不值得“一骂”与“一治”，因此可以任随千千万万受“嗟来之食”的无聊文人去折腾。
看着这些辛辛苦苦劳作一辈子，而不能在国际最高学界登堂入室的可怜的“脑力运动员”，我倒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想建议把伟大的“研究生院”从“教育部”划到国家“体育部”去管辖，以利这个机构的实体运作能严格按照“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的路子去发展，同时以待如果将来国际奥委会能规划一个“论文竞赛”项目时，中国这些盛产废纸的文科硕士、博士和导师们能有资格和机会上“国际擂台”去搏一搏。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不把做学问当作“体育运动”来操作的人，但是现在这种人很少了。如当年的梁漱溟通过严格的规范考试考不上北京大学，而蔡元培校长却把他请到北大当教授，蔡元培竟然不把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当“运动员”看待！试想，若把当年的梁先生拿到今天的北大来，怕是连当“大一运动员”的资格都不够啊！
人们为什么要写论文，回答是要“评职称”。因此不冀望职称的人就不写论文，而只写一些“无体”的文字，那可是评不了职称的。不是么？要是把陈独秀的“无体”文字拿到今天的“北大”来，怕是连副高职称也评不上啊；岂不——同样，如果伟大的孔老二抱着他那支离破碎的《论语》，到今天的最高学府来申请一个“助教”职称，北大不扬起“规范”的鞭子，把他赶打出门、请他“滚蛋”那才怪呢！“教育的进步”——真是很“快”啊！
历史上那些生产原创性作品的人大都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不会写作“论文”，只会随心所欲、信口开河、随笔所至，留下一篇篇前无古人、无所依凭、没有成式、有头无尾的真情文字，苦了那些专门研究别人的硕士、博士和教授、学者们，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