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要想得太美 陈岩锋想得太美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倾向，尤其是在宏大叙事的情境下更容易产生。不过想得不再美点儿总是比较令人乏味的，毕竟我们对事物的美好还是充满着期待，寻找事物的美也是我们的寄托。这也是我们愿意想得美点儿的原因。然而，想得太美终究不是一件尊重事实的心态，也不是一个恰当的心态。生活的多样化，复杂性，也不允许我们盲目地乐观，想得太美。尤其我们将这种美感从思维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更应该谨慎地对待。虽然我这样说有些丧气，但现实生活由于我们想得太美造成的过错，使得我们也不得不这样思想。《圣经》宣扬的是一种性恶论，《论语》按照我们大多人的认识则恰恰相反，宣扬的是一种性善论。实质上，我们将善良与丑恶划分地如此清晰，虽然满足了我们处理事务力求简单明了的需要，但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谬误，不尊重事实的明显表现。我认为，善良与丑恶不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且它也有适用的相对性。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和德国人都对犹太人进行了排挤或屠杀。在德国法西斯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中，这却是恰当的：排挤或屠杀犹太人是一种善；是为了清除罪恶。而那些保护犹太人的德国人和苏联人，却成了一些为虎作伥的罪犯。但是这种在当时十分典型的认识，今天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不但德国犹太人哲学家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指出“奥斯维辛之后，作诗是可耻的”，经受过或没经受过屠杀的人，即便参与了屠杀的人，也有些在反思，认为屠杀是一种罪恶。而将德国法西斯与苏联对犹太人的屠杀视为对善良的戕害，是人类良知的泯没。犹太人甚至被我们称为替罪的羔羊。
在这个问题上见解比较独到的还有一位德国哲学家，同样是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了犹太人为什么被排挤或屠杀。用详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了犹太人并非是一种善良的代表，或者也并非是一种罪恶的代表，而是两者难以分辨的混合体。与此有关的思想，在德国犹太人作家卡夫卡的《审判》一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论述。由此可见，善良与丑恶不但是相对而言的，而且也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舍弃一方论述另一方，都将是难以进行的。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我们作为善良与丑恶的混合体所面对的局面，也许这个局面在很多人眼里很尴尬，甚至无趣，不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还事实以事实的面目，而不是想象的，亦即想得太美或者太丑的，为了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事实”。或者为了我们的需要而编造一种美幻绝伦的神话。舍弃事实于不顾。不过，虽然我们研究的本意在于避免非此即彼的泛滥，树立一个针对事实的示范，希望我们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尽量不要想得太美丽或者过于丑陋，但这样情况照样也是绵延不绝。并不因为我们提出了就产生一种显著的改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犹太人的思想和卡夫卡在《审判》一文中的思想，在他们思考之前已经有人思考过，譬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对于自身言行的反思。而 “三思而后行”等谚语也说明了我们分析事物时应该具备的审慎态度。我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在57年“反右”期间受难的时候，与其他学者不同，在拙作《超越自我》一文中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共谋。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分化为两派，是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斗争。在事件之后，无论是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还是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都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甚至不顾及自己的脸面。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将自身想得过于简单，想得太美好。实质上问题并非如季羡林和周一良所说的那么简单。在季羡林先生《牛棚杂忆》保留了这样一个资料，知识分子的收入相对工人是比较高的（更别说农民了），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这使得他们成为袭击的靶子。实际上我们还忽视了一个细节，也就是知识分子在以前属于士大夫阶层，而在建国后，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只是一个空壳。也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受到排挤这也是与民众敌对的根本结果。尤其在一个官与民呈现对立状态的情况下，更是可悲。他们受到工人与农民的歧视也是在所难免。何况，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毛病，即是，他们享受了并不具有物质基础的思想，亦即我们经常说的知识分子乃所谓的精神贵族。而且知识分子一直担当着一种极其重要的教化责任，发挥着表率作用。与此同时，虽然知识分子一直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见称于世，他们也以此自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民众也明显不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无法反驳的阳春白雪似的傲气与对民众的蔑视，如果说得轻描淡写一些，说轻视也不足为怪：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关心，在思想上居多，在行动上居少；关心现实的人不足，对于理念的人却是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知识分子美化自己的结果是被丑化，而知识分子丑化他人的同时，自己也随着丑化。这种结果是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如果因此我们只指责只有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不可否认，我们普通人同样也有一种无善不归于己，无美不归于己，无恶不归于人，无丑不归于人的极其明显的心理变态。当然，这样的结果我们已经清楚。是很难将事实明晰的。福柯的有这样一种思想，观念是人为逐渐建构的，还有一种思想是，壁垒的形成是人们的共谋。虽然这种观点在福柯那里属于一种正确的论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理论的漏洞。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就可以否认这种思想的适用性。在新出版的《帝国》一书中，也指出了帝国时代是没有中心可言的。针对这种原由，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观念的弊病。也就是我们应该推敲一下自己为什么想得太美却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