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晓青老师的《我对物权法（草案）的意见》在网上已经盛传很久，本来我觉得没有说明的必要，因为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但是今天她又到北大去弄了一个关于《物权法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的讲座，我现在觉得有了说一说的必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打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旗号，而不考虑实际效果如何。慷慨激昂热情高涨，引起很多只看表面现象人的热捧，这是不正常的。
我对杨老师的意见提出如下看法，见教于大方之家：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和流失
我们大家都知道国有资产就是“全民所有”的财产，这是勿庸置疑的事情，杨老师显然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问题的核心是，我们从来没有享受到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的待遇。西北的孩子读不起书，但是他们的家长绝对不会要求学校用孩子那份国有财产来抵减学费。这些年，我们在计算个人年均收入的时候，也计算上了这一块，但是实际上我的生活根本没有因为那一块发生什么变化。
杨老师认为：“（物权法）第54条、58条，将全民所有的财产变成了‘政府所有’的财产，实际是‘国资委所有’的财产；又在第56条、57条、70条，将全民所有的财产变成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所有’的财产”。我觉得这是杨老师故意视而不见，在现实的体制格局中，我们的国资管理不就是由全民而国家政府，进而政府又委托给国资委的么，事实本来如此，物权法（草案）不过陈述了事实而已。
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国有资产是大家伙的，而是在实际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实施，这种出资人虚位的委托代理必然导致问题产生。杨老师高骂国资委，可是要知道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局数次变动，不过都没有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
杨老师在文中指出：“对‘国资委’们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表示了极大愤慨。我们不能同意由他们“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可是试问杨老师，那么你认为应该由谁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那么你认为我们的国有资产应该怎样管理？！！
我们都承认国有资产存在大量的流失，杨老师就出了一个锦囊妙计：出售企业时候应该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意。这样的言论一出来当然获得较高的支持，可是这种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调有什么用处。恐怕她自己也未必见得相信。
做一种高蹈的姿态是容易的事情，是阿猫阿狗也能够做的出来的。关键是要从中国当下出发，言之有物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太多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必然会对国民经济整体尤其是对其他经济形式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国家与民间争利，社会公平就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民营经济这么多年没有获得迅猛发展，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资源、使用便利的国家资金，极大的压缩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但是杨老师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她反而要求：“国有资产总量的增值率应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匹配，而不是“国资委”宣称的20年国有资产总量只增值了50%！”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也是没有效率的，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思想问题。不过，杨老师却更愿意津津乐道怎样让更多的雷锋进入国企做高管。不过据我所知，这么多年她还没有一个弟子进入国企做雷锋。
如果不能看到国有资产流失的一面，那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法学家无知的一面；可是如果看不到因为过多国有资产存在损害了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和谐发展，那是经济学家或者法学家的失职。
关于国有企业和工人福利待遇
杨老师提出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福利的来源和保障，她经常用到的例子是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她在人大读书甚至不用学费，读研究生也是免费的。那么试想：即使当时国有企业那么发达，她能够解决现在这么多大学生的免费教育问题么，如果国家都承包下来，我觉得国家肯定要破产。
国有资产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给人们带来多少福祉我觉得有商榷的必要，我们的国有资产曾经给全民以充分的福利么？如果说福利比较好，那也是那个时候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原因，羊毛出在羊身上，杨老师可能看到了朝三暮四而没有看到朝四暮三。还有，如果说当时工人福利比较好的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原则的损害农民阶级的利益，巨大的剪刀差也是早就工人日子比较舒服的原因，杨老师对此只字不提。
但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很多利益相关者通过变卖掠夺国有资产迅速富了起来，国有企业本身已经不能够给工人提供更完善的福利待遇。而且我也不认为向工人提供福利是国有企业的专利，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与我们的经济环境和法治建设有很大关系，也与我们工会组织遭到破坏有很大关系，工人像农民一样在市场经济中依旧没有议价能力。
还有，杨老师应该清楚：现在北大清华人大的很多学生之所以毕业后加盟外资企业，就是因为外资企业的福利待遇要远远好于国有企业。如果把工人福利待遇和国有企业挂钩，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关于穷人打狗棍问题
杨老师和巩老师一样认为不能把农民的打狗棍和富人的别墅一起保护，其理由是打狗棍分量太轻，我们还要大房子要高福利等等，大有扔掉一副枷锁换得整个新世界的味道。但是这不过是个美丽的神话而已。杨老师准备通过怎样的方式让大家进入这副美妙的天堂般的画卷中。这种没有任何依据的幻想我觉得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政府可能会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等方面对弱势群体倾斜。但是绝对不会再次摆出打倒资本家的姿态，农民工人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中在缺乏平等选举权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有再次大土豪分田地的机会。
看看我们的工会建设，看看我们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事情。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人阶级主导一切的时代，否则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我也承认当前这种制度存在剥削，但是这种剥削是必要的，同样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且，大家可以看看现实。实际中，政府保护的恰恰就是富人的财产。因为富人是社会强势群体，他们具有强大的社会能量，他们可以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他们的财产等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穷人的财产比如所谓的打狗棍却没有得到保护，所以会出现李刚被人家砍坏肾的惨剧。当然这可能是党和和政府不愿看到的。
如果嫌打狗棍太小，拒绝保护你的打狗棍，那么恐怕将来你的打狗棍也会被人家折断扔掉。要知道：保护起了我们的打狗棍毕竟比什么都不保护要强啊！
关于民主辩论投票表决问题
杨老师指出：“在西方发达的法国和英国，政府若要出卖国有企业，必须经过议会辩论，投票表决通过，并对工人做妥善安置或补偿才能实施。”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但是我们有这样成熟的议会制度么？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国有企业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建设法治民主国家问题，而当下主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并要求它提供公共产品。就像秦晖老师研究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府总是倾向于权力的扩张和义务的收缩，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很多争论没有意义。
关于秋后算帐
我也承认物权法的通过有可能为为部分人“洗钱”带来机会，但是我宁愿把这个当作改革的学费。因为我们不可能再来一场秋后算帐？
按照杨老师的意思，把那些人都抓住枪毙么？这如果表达一下愤慨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政策建言则是缺乏政治智慧和无知的表现。现在我们可以抓一个顾雏军，但是我敢说还有成千上万个顾雏军，而且任何政府和政党都不能也不敢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中国体制的这种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公共财产向相关权势者手中集结。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把大量的国家企业便宜的处理给了大财阀和资本家；俄罗斯的改革导致了一批权贵的利益获得，捷克、波兰等国家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想完全避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而抓住不放并要求秋后算帐，那是愚蠢的。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愿意惹来骂声所以大多不说话。
完全避免不可能，我们就要考虑一种比较好的国有资产退出机制，然后把更多的钱用于社会公共福利，用于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上来。当初为了工业化，我们的农民兄弟忍气吞声几十年；现在看来，为了继续推动改革，我们可能要把这些流失的钱作为一种牺牲或者说是成本。我们应该快速的通过法治建设和其他政治体制改革，让这种产生硕鼠的机制永远消失，让中国的物权得到切实有效而且平等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