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尹文子（约公元前360~280）·大道下》：孔丘（公元前551~479）摄鲁相（《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十四年），七日而诛少正卯（？~公元前496）。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这是孔丘“诛杀”少正卯的最早记载。（梁启超、冯友兰、郭沫若、张岱年、唐钺、罗根泽等考证乃魏晋人伪造。但考证并非无懈可击。暂且信其有，不信其无）。该文明确指出孔丘对少正卯的言论“蛊惑”“谣言惑众”的强烈不满和“君子”诛杀“小人雄桀”的缘由及其门人对诛杀少正卯“鲁之闻人”的疑问。另外在以下书中亦记载。 《荀子（公元前340~245）·宥坐篇第二十八 》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此文与上文用字有小异。总体没有什么差别。无法认定两版本先后。但前文诛杀“六子”该文已作“七子”，且“小人成群，斯足畏也。”变为“小人成群，斯足忧也。”语气明显比上文有所缓和。 刘向(公元前77~前6）《说苑 ·指武》载：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公元前502~？）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址，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此文点出“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杀少正卯在东观之下”，比上两文更明晰。并且门人对诛杀少正卯所持怀疑态度很统一。门人有所畏惧，“趋而进，至者不言”。才首次点出问询者乃子贡。已经不再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也”，而是“奸人之雄也”。也首次直接指出少正卯乃“倾覆之徒也！”。诛杀关系也变作“王者”与“奸人”。比上两文愈加具体化。维护“王者”的利益已经显露，“阶级色彩”更加明显。罪名几乎与上两文相同。 王肃（195~256）《孔子家语》：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此文与《荀子》、《孔子家语》均有相似之处。不过将孔丘“摄行相事”喜形于色的形态刻画了出来。也未能指出少正卯行为罪过。仍是重复以上的罪名。 古籍记载此事的还有： 陆贾（约公元前240～170）《陆贾新语·辅政第三》（仲尼诛少正卯）； 刘安（公元前179~122）《淮南子·卷十三 氾论》（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司马迁（公元前 135~87）《史记·孔子世家》（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班固（32~92）（《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 范晔（398~455）《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 房玄龄（579～**8）《晋书·列传第五十八 》（人尝论少正卯、盗跖其恶孰深。或曰：“正卯虽奸，不至剖人弃膳，盗跖为甚。”含曰：“为恶彰露，人思加戮；隐伏之奸，非圣不诛。由此言之，少正为甚。”）； 魏收（506~572）《魏书·列传第二十 》（昔孔丘为司寇，十日而诛少正卯，鲁国肃然，欺巧自息。）； 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一》（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 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等。 在王充（27~99）《论衡·讲瑞》中也有与此次“诛杀案”有关的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诛）之？ ”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 但是资料完全不同。已经不再指少正卯五条罪名，而是另有缘故。就是少正卯与孔丘讲学导致冲突引发“诛杀案”。但“圣贤诛杀小人”的总体格调并未改变。 《论衡·定贤》：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暗，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 本文罪名与以上没有大异，而且将众人视为愚陋之人。为“圣贤”--独具慧眼的“圣贤”诛杀“小人”做得辩解也不是很有力。 ㈠诛杀案缘由分析： 1，孔丘“诛杀”少正卯的五条罪状。翻译成现代文大抵涵义如此： ①懂得事物变化规律，用心险恶。 ②不按照所谓的道德，坚定得走自己的道路。 ③宣扬伪善的观点，而且辩解得非常圆滑。 ④知道很多事情，包括阴暗面。 ⑤把“小人”反对“君子”的错误言论整理并加以提高。 2，在《论衡·讲瑞》一文中，“诛杀”少正卯的罪状虽然没有直接讲明（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有些“莫须有”的味道。不过在本书中所列的罪状无非还是“言非而博，顺非而泽。”与上面的罪名并无二致。 孔丘与少正卯讲学时可谓针尖对麦芒--处在“冷战时期”--“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由此说明少正卯对孔丘权威的威胁已经不是小事一桩，而是情况特别紧迫。孔丘三千弟子“唯颜渊不去”，足可见到少正卯的“内非外饬是”功夫绝非一般。 3，如果按照以上孔丘加于少正卯的罪条进行诛杀，无非就是因言获罪。并没有行为罪过。作为少正卯乃“祸从口出”，孔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诛杀”的理由按上文提供的资料，有两种可能；一是颠覆性的话语权力，危及孔丘的“鲁摄相”的尊严；另一是少正卯的讲学已经使孔丘的学说“斯文扫地”。这两条都很可能导致“诛杀案”发生。史书记载中，前条罪状导致少正卯受诛的见多。 ㈡孔丘的观点：少正卯“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少正卯不但伪善，鼓惑大众对既有道统实施颠覆，而且具有的突出位置--“小人之桀雄”，决定了受冲击的可能性很大。虽然孔丘所说危及的乃社会根基的“礼”，但主要还是威胁到孔丘的根本利益。“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作为孔丘所忧虑的不是其他，而是如果少正卯似的“小人”多了，孔丘所宣扬的“礼”也难逃脱灭顶之灾。“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这就是他诛杀少正卯不得不如此的原故。“赐退，非尔所及。”即便对于弟子也是难以明说，不敢道出里详。况且有很多弟子持怀疑态度，使之不得不考虑诛杀的动机与所宣扬“道”“礼”造成冲突的后果。以掩饰杀人的险恶目的。 ㈢少正卯的观点：暂缺。（看来树立的是无字碑，待后人评说了）。 ㈣，孔丘“诛杀”少正卯时旁观者的观点： 1，《荀子·宥坐篇第二十八 》载：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论衡·讲瑞》载：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诛)之？ ”孔丘的门人弟子对孔丘“为政而始诛”“闻人”少正卯也是存在怀疑的。而且其弟子认为少正卯是“闻人”，并非孔丘所说的“小人”。虽然孔丘引用“典故”以证明“诛杀”的合理性，也无法证明其“诛杀”少正卯的正确性。尤其“摄鲁相”才七日便“诛杀”少正卯，孔丘门人更怀疑“诛杀”少正卯的动机。 ㈤，后人对“诛杀案”的观点： ⑴应该“诛杀”： 1，韩婴：《韩婴内传》孔子为鲁司寇时，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乱国政也。 2，刘安：《淮南子·论训》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3, 陆贾：《新语·辅政第三》：君子远荧荧之色，放铮铮之声，绝恬美之味，疏嗌呕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颠轻。以小治大，乱度干贞。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故苏秦尊于诸侯，商鞅显于西秦。世无贤智之君，孰能别其形。故尧放欢兜，仲尼诛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为之倾，惟尧知其实，仲尼见其情。故干圣王者诛，遏贤君者刑，遭凡王者贵，触乱世者荣。郑儋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干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故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众邪合心，以倾一君，国危民失，不亦宜乎！ 4，司马迁《孔子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5，《孔子家语》：（孔子）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6，班固（32~92）《白虎通·诛伐》“佞人当诛何？为其乱善行，倾覆国政。” 7，刘向《说苑·指武》：“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 8，《续资治通鉴》154卷“嘉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亦请编管别州。” 9，陈玉澍（1853~1906）在《孔子诛少正卯论》中“卯大夫也，而非民也；少正其官也，而非氏也。大凡士之乱政者也，害倍于民；官之乱政也，害倍于士；大官之乱政也，害倍于小官。故欲振王纲于颓替之日，杀百民不如杀一士，杀百士不如杀一官，杀百小官不如杀一大官。······罚必加于尊贵，而后卑贱者有所惮而不敢尝试也。······杀一人而吾道行，不杀一人而吾道废；杀一人而鲁大治，不杀一人而鲁骤衰；虽以宣圣之道大而得圣，且不能舍斧钺为治，况去圣什伯千万者，而欲束欧刀于高阁之上，求臣民之不犯义犯刑，何可得哉？ 10，圆顿按《读黄忏华居士给太虚法师一封信》：明知故犯，这才是大圣贤大豪杰大智慧大法力人的行为。 大禹不推翻尧舜禅让之成规，如何能家天下乎？ 刘邦不撕毁秦始皇制造之法律，如何能取而代之乎？ 中山先生不打倒千古传统之帝制，如何能创造民国乎？ 孔子不诛戮鲁国闻人少正卯，如何能行政治之威权乎？ 释迦牟尼不摧折旧教婆罗门，如何能做广大之教主乎？ 学佛的人们，若专在佛法圈套中钻来钻去，没有本领突破佛法之樊篱，如何能为释迦第二乎？ ⑵不应该“诛杀”： 1，易白沙《孔子平议》：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惶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 2，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自孔氏演此丑剧，于是后世虽无孔氏，而所诛之少正卯遍天下。······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 3，梁启超《孔子》：孔氏之极大污点。 4，冯梦龙评：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 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日：“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 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5，顾准《论孔子》：(孔丘)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⑶暧昧~观点不明朗派： 3,南怀瑾《影印《雍正御选语录》暨《心灯录》序》：虽然，道并行而不悻。孟子非杨墨，而杨墨得以显。孔子杀少正卯，而少正卯因仲尼而并彰其名。 还有苏轼、孙星衍等等。 ㈥“诛杀案”探析： 如果把少正卯归之于“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的“小人”“佞人”“佞臣”，将自己划入“圣贤”“仁者”“王道之师”，如孔丘所言。这是不公正的。就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一样。那种一概否定的态度是极其荒唐、谬误的。虽然该文不敢保证笔者论述的客观--也无法保证绝对的客观--但尽量展现客观，屏弃主观臆断，以求补益于人。作为既有利益的维护者、卫道士，将任何谰言相加对方都不为过(孔丘已经率先垂范)。所以在论述过程中，所谓小人与君子置辩，在笔者手里做个了断，即君子与小人之辩不再争论。理论依据还是来自八合金的“对话”与笔者曾经阐述过的“人性分裂”。 孔丘“诛杀”少正卯的原由上面征引的多种资料已经非常详尽得诠释。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因为干涉到自己的政令的行使，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少正卯利用“言论自由”蛊惑“煽动”“颠覆”传统伦理道德。不得不杀掉少正卯维护“鲁摄相”的权威；另一个是孔丘的学说受到少正卯学说的威胁，不得不杀掉少正卯维护“礼仪”。 作为一个刚上任的官员，俗语就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说。而且少正卯的言论已经危害到孔丘的权力行使，妨碍到孔丘如果因此“诛杀”少正卯，按照人们的既成观点，也没有值得同情的理由也不值得惋惜。兴许拍手称快的还占多数。况且“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那人们还不高兴得雀跃不已。 “孔子不诛戮鲁国闻人少正卯，如何能行政治之威权乎？”“杀一人而吾道行，不杀一人而吾道废；杀一人而鲁大治，不杀一人而鲁骤衰。”，“诛杀”有何不可？ 尤其作为一个”倾覆国政”的佞人,诛杀的少正卯理由更为充分、为当权者称道，也为劳苦大众称快. 好象这里有些人感觉奇怪，老百姓为什么称快？这没有稀罕的。老百姓最不喜爱折腾，也最满足。如果“诛杀”一个少正卯可以赢得“鲁大治”，他们何尝不答应。 孔丘“诛杀”少正卯虽然取得暂时的“鲁国大治”，既有利益未受侵犯，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鲁国不但迫使孔丘离开，而且血腥的兼并使得孔丘的学说破败如腐臭皮囊。只留下空壳，精髓几乎丧失殆尽。 当然这是为维护既得利益者权益、礼仪道统才这样讲。如果摆在孔丘平时所言的“仁义道德”前就是两码事。这个方面我很赞成顾准先生的观点：“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孔丘“诛杀”少正卯采取的手段也称不上“仁义”，“诛杀”少正卯的目的更谈不上“道德”。这就是专制对言论自由的戕害。 然而如圆顿所说：“学佛的人们，若专在佛法圈套中钻来钻去，没有本领突破佛法之樊篱，如何能为释迦第二乎？”如此不坚守教条主义，用斯大林的话说：“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也是非常可取的。很多事情也需要逆向思维。因而“诛杀案”并无不可。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闹腾得很厉害。也不至于到达影响到历史大局。利用少正卯“诛杀案”打击异己，无非是“借尸还魂”而已。再说“诛杀”一个人少正卯的确算不得什么。历史上死亡的人不计其数。谁又记得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死一个人也不至于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少正卯受“诛杀”能得到文人的重视，还是少正卯是个“闻人”，如果不是这一层关系。可能古籍就见不到他的面孔。由此，人们的选择倾向“众人见贫贱，则慢而疏之；见富贵，则敬而亲之。”（尹文子）在此也可以找到依据。 上面是作为“为政”而“诛杀”少正卯。就“讲学”而言，最多按如今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根本不用“诛杀”少正卯，坐下商量便可。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并不等于说孔丘的讲学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说明无人听讲。起码“三盈”后才有“三虚”。但作为讲学的功力，孔丘的确不及少正卯。“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的悲惨境地，的确惹得孔丘恼羞成怒。况且“盖少正卯即真正唯上智者，不可教也。”（段正元《师道全书》卷30第55页）和少正卯根本没有交流的必要。不过他这样一做，“犹以争名致戮（少正卯），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不但使老子待不下，迫不得已“出关”而去。也为少正卯翻案留下豁口，后人“诛杀”孔丘留下证据。 孔丘排挤异己的道理很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那么少正卯不用说就是小人之流。“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与而谁与？”，他怎么又可以与少正卯同流合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如果按照孔丘的话说，何尝不是很有道理，而且也为人所能接受。但与“诛杀案”联系一下，很容易看出话语的虚伪、狡诈。孔丘所说与所做，即言行是分裂的。 他因“为鲁摄相”、讲学而“诛杀”少正卯就是党而不群、“同而不合”、“比而不周。”“小人成群，斯足畏也。”“斯足忧也。” 与他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也有必然冲突。当然孔丘如果将自己认作“小人”那就没有冲突可言，然而他却一直指责少正卯为“佞人”“小人”，这就不得不说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作自受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既然又“诛杀”少正卯之举，也就难免不受“诛杀”。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还是在孔丘身上兑现。他也只好怅怅离开鲁国。 孔丘诛杀的理由讲的也十分明白，任何一条罪名“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况且“少正卯兼有之”。更是十恶不赦了。“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但是他心理仍然无法摆脱“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才是诛杀少正卯的动机。 不过诛杀引例根据考证虽很多不确，但无法否认以前没有诛杀案。 即便大胆的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诛）之？ ”。孔子也只有敷衍曰：“赐退，非尔所及。”他何尝不心虚，忧愁。但为维护旧有道统动杀机也是迫不得已。对于门人--不是外人的怀疑，他也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唯唯诺诺：“居，吾语女其故”。 因言获罪并不是只少正卯一个，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也就是少正卯诛杀案前两年，邓析就被杀于郑。 如果这种因言获罪只是看做发言权，那就未免简单化。发言权同时是霸权的一部分，而少正卯作为新兴力量，势必要争取到权力。当然倾覆时期的奴隶制度并不可能很快坍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的顽固挣扎--狗急跳墙--难免要寻觅报复对象。而新兴阶层自然的成为报复目标。实际只要我们坐观中国历史也是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