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2月，温州再次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深化“效能革命”的活动，这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活动的主旨在于提高政府的效率。不过，提高政府效率的背后却隐藏着这一届政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新的认识——从当初“温州模式”中的“无为而治”变为一个“有为政府”。
有为而治
2月20日，一行温州人出现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外高桥船厂。这些温州人大都来自温州的乐清，是当地船舶企业的负责人，此次去外高桥的目的是考察这个国内最好的造船基地。不过在这个团队中，有一个人的身份却与众不同———夏锦康，他是温州市经贸委行业处处长，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温州船舶产业的发展规划。
“目前温州造船业迎来了最佳的发展时机”，中国船级社温州办事处主任姜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国内对船舶业的市场需求在增大，同时超龄强制报废使得船舶业有着更大的市场空间。
不过，这句话在其他的随行人士中却有着另外一番解读：乐清2003年船舶工业的产值为15亿元，占全国市场的5%，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同。但在去年下半年温州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港三城”的产业构想中，发展“临港工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首肯，随之而来的则是政策方面带来的优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温州市做了三件比较大的事：一是提出“一港三城”的构想，二是温州人大会，三是效能革命。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脉络越来越明显，而这和以往温州经济发展的思路大相径庭。
“政府需要做一些导向性的规划来整合资源，因为最终产业的提升要靠规模企业。目前温州正在做沿海产业规划布局，主要涉及提升什么产业、转移什么产业、发展什么产业。”，温州市常务副市长阮晖说。
除了规划，这一届政府还把引资作为了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2003年下半年温州举办了第一界“世界温州人大会”，当时温州市市委书记李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候就表示“联络‘乡情’这是第一步，最终还是希望在国外的温州人能够回来投资。”
不久以前，温州当地还曾经专门有过一场有关于政府“有为”、“无为”的讨论。而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则在供政府的决策参考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摈弃发展初期‘无为而治’的过时理念”。
“颠覆”之故
温州经济增速放缓？这一说法在温州这一届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拿出完整的施政方案时突然冒了出来。
这种疑问援引了一组数据：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的位置，七八月份更是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一位；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四项经济指标上半年也排倒数第一。而在这组数据后面，一些事实看上去也成为了“增速放缓”的佐证：大量资本外流。
不过阮晖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表示“温州经济大量的都是中小企业，97%为民营经济，而目前的统计方法还是选择(特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进行抽样推算，温州的这些中小企业很多都在这种规模之下，因而，容易出现误差。”
“所谓的增幅减缓，也主要是相对于周边兄弟城市的一些重工业投资加大后，GDP指标的增幅比较大而言的。”
在新近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温州名列第10，比去年上升了7位。
温州的经济究竟真相如何，并没有定论。不过让温州比较头痛的是，当正泰、红蜻蜓等越来越多当地的企业传出出走的消息时，应如何让这些企业留在温州。
另外让温州尴尬的是，当昆山到上海只需要40分钟的时候，温州作为一个山区，位于整个区域的一端，交通非常不便利。而通常情况下长三角政府经济联动，温州也不在内。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当温州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如何让产业进一步升级？通过政府重新分配资源，扶持大的“品牌企业”作为龙头，让各种中小企业加入产业链——这就是温州市这一届政府给经济发展设计的方案。
遭到质疑
不过，当政府开出这个方案的同时，温州也正在背离当初赖以成名的“温州模式”。
“政府应该更有为没有错，不过不应该是这种方式。如果苏南模式中的政府正在从‘强势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高效政府’转变的话，温州也应该做类似的转变，而不是发展成为‘强势发展型政府’”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持有这样的观点。
学者们认为，政府的规划进而强势介入经济的发展，给特定的产业、企业带来优势，这和当初的“富民经济”的路子并不一致，当资源优势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企业，势必进一步强化“大小有别”。
“温州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模式了”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温州模式只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发展民营经济，一种渐进的民营化的模式”。马津龙是“温州模式”的总结者和推广者之一。
“现在温州政府的政策如果说是对温州模式的颠覆的话，反而是一种负面的颠覆，把温州发展当中内源的自发的正面因素给颠覆了”，史晋川说。
在他看来，很多政府的产业规划之后都
被证明不成功，而温州真正需要的“有为”是“做制度性的建设，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公平对待所有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