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有没有不需要公关就能活得很好的企业？如果最近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大多数回答会是：“有啊，就是富士康”。
但富士康给人们留这么个印象其实有点冤枉，以今年世界杯期间的公关活动为例，富士康针对国内高校学生的公关也是有声有色的，主题“欢跃足球嘉年华”的校园活动从北京开始，在世界杯期间开展到全国16个省市的几十所高校，影响人群达150万人，富士康和合作企业的高层领导也参加活动助威。可以说如果不是一头撞进了“劳工门”，在“得世界杯者得天下”的2006年，富士康的公关表现并不差。
在刚过去的富士康事件中，富士康的危机公关失分不少，但一些没按常理出牌的地方至今仍让很多人不解，比如在中国国内，工人加班的负面报道本身对企业构不成大的威胁，富士康却突然向报道此事的《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这让公众理解为作风霸道、捏“软柿子”，不过即使是挑软柿子捏，也没有必要一上来就索赔3000万，很多媒体评价这是富士康在炒作自己的知名度，但是要知道，富士康是个代工企业，只要追求代工圈里的知名度就可以了，富士康已经做到世界“代工王”级别，用一个负面事件炒作自己知名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营销圈人士对富士康的危机公关评价不高，北京关键点公关公司董事长游昌乔的评价就很典型，对《成功营销》记者说，“富士康的危机公关是‘一拍桌子’做出来的”。
但也有专家从新的角度对富士康的危机公关做了解读，北京东方策略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陈飔告诉《成功营销》记者，富士康的“劳工门”事件实际上“犯了西方人的大忌”，“富士康真正的危机在西方世界”。可以说离开西方的背景谈富士康的公关活动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解析富士康不按常理出牌才是关键所在。
危机在西方
由于富士康事件发生在中国，所以很容易让人感到富士康的公关危机也发生在国内，但既然是危机公关，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真正的危机来自哪里，企业要“攻”谁的“关”。
富士康是一家涉及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领域的3C产业代工企业，所代工的有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惠普、戴尔、索尼等享有国际声誉的强势品牌，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全球500强之一。所以从富士康的企业生存环境来看，富士康是一家主体在中国，但是主要收益需要在西方世界才能变现的企业。
而西方国家的客户是不好“伺候”的，盛行劳工保护文化的西方企业会经常做出一些让中国代工企业颇感不适的事情。8月中旬，广东佛山出了一件被当地媒体誉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两家陶瓷生产企业由于给工人提供的饭堂不好，被美国采购商取消了近千万元的订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而早先在珠三角地区，一家工人工资相当于“一天三碗方便面”的台资代工企业突然涨了一倍工资，原来背后是德国一个劳工组织在间接为中国劳工“维权”，认为这家企业给工人的薪酬福利大大低于国际通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严重影响了德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
可以说，在代工业务兴盛的珠三角地区，如果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上被西方世界抓住把柄，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预期的。不仅在文化上，西方世界在经历了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洗礼后，形成了很强的劳工保护文化，企业有损劳工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事情很容易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而且这种劳工保护理念是有法律保障的，许多知名品牌公司把是否遵守保护劳工利益的“工厂守则”或“生产守则”作为代工合同存续的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潜在的市场门槛。
以中国当下的社会境况而言，工人劳动过时其实已经见怪不怪，无论是社会、媒体、民众都已习以为常。而富士康在员工劳动条件上的负面消息如果被西方社会“盯上”，无论从舆论上还是法律上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才是富士康在危机公关中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而最早揭开富士康劳工问题一角的正是一家西方媒体。
西方力量博弈轨迹
真正会把富士康劳工问题扩大化的力量是富士康所代工的品牌企业、西方媒体以及工会组织。
6月11日，英国《星期日邮报》在一篇名为《ipod城》的报道中称：目前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主要是由富士康工厂的女工生产出来的，而且每个女工的月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约人民币300余元），工作时间却长达每日15小时之久。该报道一经披露，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在大本营美国市场上使苹果电脑公司备受压力，不得不组织专门的调查组亲赴中国调查是否存在“虐工”行为。
苹果电脑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代工厂不能满足劳工保护方面的原则，苹果将会取消其代工资格。另外，苹果公司是《电子工业行为准则》的签署者之一，《准则》对电子企业选择代工厂的资格做出了要求，而富士康的客户惠普、IBM、戴尔、英特尔、索尼等都是这个准则的签署者。虽然在危机中富士康与这些代工品牌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但如果苹果公司的调查对富士康非常不利，富士康在代工客户方面的危机仍有全面爆发的危险。
8月18日，苹果公司公布了其针对富士康的劳工调查报告，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富士康劳工待遇问题最直接、最详细的调查，在这个调查里，苹果公司认定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的工作时间虽然超过了《行为准则》的许可，但是“没有强制员工加班的情况”，由于苹果公司的调查对富士康相对有利，富士康在代工客户上的危机没有爆发。
虽然世界三大工会组织之一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对苹果公司的调查提出了质疑，而且西方工会组织为了保护本国工人的就业，热衷于质疑处于“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企业的劳工问题，但如果西方媒体不跟着炒作，工会质疑产生的影响就是可控的。
可以说，西方社会有多股力量在影响富士康事件，但是如果员工待遇问题不成为西方舆论的焦点，其他的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怎样甩开西方媒体的围追堵截才是这次危机公关的关键所在。
声东击西的诉讼式公关
资深公关专家林景新对《成功营销》记者表示，富士康的公关始终是一种进攻姿态，而富士康也以诉讼的形式把握住了法律的底线，就如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所说，“我们现在走的是司法程序，司法是最公正的。如果说富士康采用了什么高压手段，除非说司法是不公正的。”
但是富士康在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营销界人士关注。富士康事件刚刚开始的6月份，富士康集团高层就表示，“不排除会起诉作出失实报道的国外媒体”。而7月4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再次表示，富士康正在考虑是否对英国一家媒体提起诉讼，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富士康真正起诉的是《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而在富士康事件接近尾声的时候，鸿海集团全球发言人被问及为何没有起诉英国《星期日邮报》而是起诉《第一财经日报》时表示，“没有起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起诉”。
可以说，富士康并不像很多人评价的那样简单，在对西方媒体的控制上富士康就始终保持了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而富士康在中国近似夸张的诉讼做法，在西方有个名称，叫“‘利益伤害’威慑媒体”，是一些强势企业集团制衡媒体的重要手段。
东西方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人大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曾说，与中国媒体批评企业的新闻较多相反，本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西方媒体对于企业的报道是相当谨慎的，只有少数大的媒体会触及这个领域，一旦不慎，赔偿金额少则千万，多则过亿。所以西方媒体会尽量少涉及企业的负面报道，富士康在诉讼上对西方媒体的引而不发，更使西方媒体变得慎之又慎。
在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和解之后，《成功营销》一位精通英文的记者在西方的媒体上搜索有关富士康的报道，发现基本上是有关《第一财经日报》诉讼的消息，其他方面已经极少涉及。但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富士康留下了强硬得近乎霸道的形象，由于富士康在劳工待遇问题上至今是模糊状态，可以说富士康在公关关系上虽然度过了难关，但仍潜伏着不小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