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形成中,有一类观点,他们认为外部环境和其变化是决定战略形成的核心要素,由于大多少数组织,包括大型企业在内都无法影响它们的经营环境,而只能受制于环境,并根据其变化做出响应的对策,他们认为战略形成过程就是一种类似自然选择的过程,这一观点派,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派,但实在的说,他们对于自然选择是如此的可耻的无知。
在决定变异的特殊类型上,外因比较于其本身的内因,也就仅仅居于次要的位置了,这并按住不提,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对于自然选择这一提法我是很能够赞同的,但以我对进化论的理解,显然是不能够苟同于上述自然选择派的观点的,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物种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而想论述清楚这一点,则必须从自然选择的原料变异说起。
经过长期的研究,我觉得生存条件有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是直接作用于企业体的整体机制;二、是局部的组织构造,关于这点,我也偶尔提到过,它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因素,即企业体本身的性质和外部条件的性质。达尔文说过:变异过程中本身的内在因素比条件外因往往更重要。
确实,一方面不同的外部条件可以产生相似的变异,确实,英国属于海洋气候,法律环境也属于海洋法系,而德国却属于大陆法系,其自然的社会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国的政党,英国的工党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我不知道他们之间除了官方用语,及领导人的差别外,还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不同的变异可以在相似的条件下发生。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一定变异,所谓的一定变异,是指在某种条件下,一个组织或他的子体系,能够在若干时间按相同的方式发生变异。如果用同一因素作用于众多企业体,经历若干时间则可能产生相同的变异,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及以后的“计划”这一要素,对各种企业的变异,即国营化,应该算是一种例证吧。
与一定变异相比,不定变异更多的是由于条件改变了的结果,在无数微小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了不定变异,这些微小特征使同一时间、空间概念下的不同个体得以区别,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些变异是从诞生源遗传下来的,因为即使是同时同条件的企业也可能产生明显的差异。(比如中国电信业内的巨大中华四大公司)。所有这一类的变异,都应该认为是环境条件对个体引起的不定变化的效果,这就如寒冷的天气可以使人咳嗽、感冒或者引起各种器官的炎症,其效应是因各人的体质而异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决定变异的特殊的类型上,外因条件与企业体本身的内因相比,仅仅=居于次要地位,如果将企业体比喻为可燃物,外因应该是燃烧的外部因素,比如高温、干燥因素,而内因大抵就是促成其燃烧的那个燃点了吧。
环境的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现实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例证:例如某种植物从一种气候迁入另一气候环境,其开花期,便会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有所认识了,大外交家大智慧者晏子在他出使楚国时,就提到过这个概念----淮南的柑橘到了淮北为变成了枳壳了。德国最讲究原则的企业应该算西门子了,但这家德国最讲究原则的企业到了中国却表现的很中国化了,同样美国的DuPont,在安全方面是最讲究的,但到了中国却仅仅只是表现的很官僚化而已,它要的安全这个概念,除了在他们的口号,或者说他的整体的VI还告诉你这是DuPont外,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将它与美国的DuPont发生联想的了。
同样习性的变化也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效果,至于企业体,组织内各部构造和程序的经常使用或者不使用,则效果更明显,关于这一点,C。K。普拉哈拉德与加里。哈默尔在他们的著名的著作《核心竞争力》一书里有过很精彩的论述:核心竞争力不会随着使用而递减,它不像物质资产那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损耗,竞争力却会因为随着他们的应用及分享而提高,就如同我们的运动员的臂力一样,这就是“用进”原则。
而至于各种不具备传承的变异,对我们无关紧要,但是,能传承的 构造变异,哪怕是微小的,都有重要的Value的,(关于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就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同样在企业体内也是如此。
但老实说关于支配传承的法则,大多还不清楚,在此,我只能期待某个大人物的出现来为我们解这个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