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理论上看，落后地区如果能够沿着发达地区的足迹，或许可以缩短摸索过程，跳跃某些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这种变革并不容易，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实践都只是取得了有限成功。很多地区发现他们不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原因在于，更多的时候他们处于一种无奈的“循环悖论”发展怪圈中。
1 转型区域发展的短期循环
转型期的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收统支，不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地方经济毫无活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业活动开始增加，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在逐步放开各个领域的经营权时，出现了很多权力租金，这一时期的创业活动很多都伴随着寻租过程，经常与创租部门保持着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其经济回报非常巨大。当然寻租者也需要有敏锐的市场眼光，这一阶段的成功者有些被授予各级“劳模”、“人大代表”等称号。在这些典范逐渐做大做强他们的企业之后，又不断吸引年轻的人才进入，与后来的竞争对手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可以轻易获得各种资源（贷款、优惠政策等），而政府部门凭借手中的职权也可以在本来就很含糊的各种有关法规方面做出一定的倾斜来谋取租金。在这种寻租经济体系中，很多创业活动就是围绕着经济租金运转，实现了某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勾结，当然，对于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的放开虽然导致了寻租现象的频频发生，但是毕竟还是有更多的创业者借着政策东风实现了压抑多时的创业愿望，凭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发现了能够带来巨大超额利润的商业机会，承担了创业风险，表现出超常的进取心，获得了最终的创业成功。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久违了的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构成一个“经济租-创业机会-文化氛围”的循环（如图1），这种循环体系促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相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转型地区，如印度、巴西、越南等。
2转型区域发展的长期循环
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下，区域发展可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这一状态蕴含着历史维度和区域维度，是在该区域多年发展水平之上结合当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经过不断的竞争后形成的。而且竞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内，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竞争也影响着均衡状态。往往是权力大者驱逐权力小者，关系网络广者战胜关系网络窄者[4]。在转型时期，与其说区域发展存在着产品-市场竞争均衡，不如说存在着社会-政治竞争均衡。
在这个“去芜存菁”的竞争过程中，复杂的综合竞争方式产生了少数的成功者。他们可能是企业、政府或者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胜出是当地的竞争环境选择的结果，即在无秩序的竞争中最终的占优者。这些优胜者以同样的方式驾轻就熟地进行着经济社会活动，取得更大的成功，逐渐建立起行业的行为标准、盈利模式和价值取向，进而通过这些所谓的“标准”加强其价值体系。
随着该地区的人们慢慢接受这些成功机构，领导这些机构的个人则变成了人们学习的典范。人们都希望能像他们那样成功。这些典范会在教学课堂上、家庭和朋友的茶余饭后不断的被提及，成绩好的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也常常是为了获得一张有利于成为典范一样的人的入场券。这样的典范可能是官员、政治家和特定的“红色”企业家，人才都向往这些令人艳羡的职位，而主要的社会经济资源也恰恰投向了这些人才，资金流向肯定是朝着人才积聚的地方的。这就等于是在培育所谓的“可持续创业”活动，即支持弱创业倾向者，这些组织之所以吸引众多人才是因为其已经发展壮大的实力和确定的良好预期，而人才的集聚又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必然阻碍了非主流的弱势创业者的资源获取，凭借其垄断力量攫取了超额垄断收益。
尽管存在着帕累托劣化效应，转型地区也依然有着创业活动，有着不断新生的企业和各种组织。但是大多数都是沿袭着主流企业发展轨迹的现有均衡系统内的创业活动，很少见到具有创造性的熊彼特式的创业者。现有主流企业制定的标准已经成为当地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虽然“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箴言曾经是主流企业的写照，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对新生的创业已经无法容忍失败了，所以，任何与其标准不同的行为在一般人眼中，将被视为怪癖，不守成规，过分胆大。如果他幸而成功，一般人更说他鲁莽胆大，如果在短期内幸而不成功，则一般人不会对他有多少怜悯和同情，认为其疯狂的行为当然导致失败。故而又验证了凯恩斯的“处世之道，宁可让其信誉因遵守成规而失，不可让其信誉因违反成规而得”的感叹。这意味着，创业者如果关心其他人对他们的能力进行评价，就要表现出从众行为，按照既定的标准来行事，以使别人对其能力有个较好的判断，争取较多的资源。但是由于从众收益的负外部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群，创新项目的预期收益会迅速下降，甚至净现值为负数[5]。好比近亲繁殖一样，从众行为下的创业往往不能够出类拔萃。而这种被保守势力和观念支配着经济环境中创业文化的高低，低水平的创业文化当然无法孕育出大规模、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从而在转型地区形成一种“低创业文化-高创业风险-低回报”的恶性循环[6]（如图2）。
一个地区发展的未来掌握在最杰出的一群人才手中，如果区域文化抑制创业活动，则必然对该地区的产业转型造成不利影响。 实际上，落后地区的杰出人才一直向能够容忍失败、鼓励创业的地区转移。落后地区的成功与否是按照主流企业的标准来评判，而不是看是否具有企业家创业努力，所以对失败的恐惧不可避免。新思想、新产品、新公司和新项目都是有风险的，人们则尽量不从事这些潜在的变革运动。该区域的财富宁可投资于有稳定回报的成熟产业如房地产等，也不愿承担高风险去充当“天使”投资者，没有了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活动，也就意味着创业投资者不会投资于这一地区。所以，留在这些区域成为企业家的人们很大程度上不是自主创业者，而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下不得不承担创业高风险的贫穷创业者。对于区域发展而言，这并不是真正的创业精神所在。唯一值得肯定的是逆境激励着人们尝试新事物，可惜这些尝试并不是区域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变革的科技创业活动，充其量也只是更多的模仿性企业活动而已。长此以往，区域的产业难以高级化。
那么，新生代是否一直都被保守派压制呢？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以主流企业为支柱的经济体系慢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部均衡体系被不断发生的变化所打破（这些变化可能来自于经济更加活跃和更加开放的地区）。在过去的20年间，新兴的成功者在硅谷等地不断涌现，冲击着各种传统观念，创新的科技理念在计算机、通讯、医药、生物等技术的支撑下取代了传统产业成为先锋力量，高科技、知识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而那些传统的硬件生产则风光不再。然而，我们发现，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浪潮中，几乎没有典范企业出自缺少创业文化氛围、以模仿为主的落后地区。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冒险尝试的创业精神的缺乏使其经济日渐式微，当外生的驱动力打破其固有均衡之后，使其内部的经济循环体系变得危机四伏。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导往往表现出路径依赖倾向和缺乏自信。他们知道必须要有所行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不清楚新兴产业的运作特征和具体可行方案。轻松的做法是保持现状，这些区域长期处于经济萧条状态，创新思想不能产生，创业活动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