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丰收年份难收粮：
2008年，是中国的夏粮实现丰收的一年。然而，在这个丰收年里，不少国有性质的储备粮库却收购不上来粮食，这直接威胁到下一年的粮食储备安全以及国家对粮食价格的掌控。导致国库收粮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规定的用于防备“谷贱伤农”的粮库“托市价格”低于目前市场价格，农民不愿卖粮。
2008年5月21日实施的《200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通常简称《预案》），国家的“托市价”以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为例，白麦每市斤0.77元，红麦、混合麦每市斤0.72元。
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小麦的市场价格已经达到0.82元/斤以上（5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已接近1元/斤），远高于国家规定的200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0.77元/斤（以三级白麦为标准），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的各大粮库对农民显然没有多少吸引力。
农民认为，小麦的价格应该达到每斤2元钱才算比较合理。
“现在柴油、化肥的价格涨得太厉害了。拿化肥‘二胺’来说，年初的时候140 多元一袋，现在已经涨到了260多元一袋。油价上涨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现在浇地要每亩20多元，收割每亩60元。”一位农民给记者计算，抛开人工费用，从种到收，今年种植小麦的每亩成本已经达到600元，如果按照亩产1000斤小麦，售价0.77元/斤计算，每亩小麦的纯收入只剩150元左右。
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连年丰收，2004年到2006年，三年内粮食累计增产1335亿斤，粮价下跌，为避免谷贱伤农，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案，也就是“托市收购”政策。中储粮公司委托的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所需贷款，由所在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小麦收购情况及时付给委托收购库点，保证收购需要。
通过前两年的托市收购集中卖粮，农民家里几乎都已经没有陈粮，因此，农民们普遍把今年的收成存下来自留也是从多个角度考虑的。农民们普遍把今年的收成存下来自留。
一旦每家每户都开始储存粮食，整体的粮食供应肯定会大幅度减少，因为粮食本来就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说实话，不管是城里人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以及通过外派与主动漂泊来中国打工的老外，在粮食、蔬菜与禽蛋等基本生活用品方面，是需要农民来“养活”的。一旦这个根基不稳，就会带来全社会的恐慌，任何所谓的经济发展与国际荣耀的光环都将在须臾之间荡然无存。
二、跨国集团趁虚而入：
中国也不是忘本到对农业不闻不问的程度，连年对“三农”的补贴都有增无减，仅以2008年为例，国家对“三农”投入的预算是5625亿元人民币，到了2008年3月又增加了252.5亿元。从历史上看是空前的。更是在2006年彻底取消了持续征收两千多年的农业税。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从来就不可能在纯市场交换规则中获得利润，一定是在政府的补贴中获得利润，也就是说没有政府的补贴，农民就得不到实惠。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 本是58%，韩国是64%。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农民所能得到的实惠实在是少得可怜。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达1.8倍，而到了 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竟然扩大到3.2倍。所以农民种粮食的理由大概也就是收点口粮，撂荒地增加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办法看来只有一个，加大补贴力度， 完善补贴政策，让解决“三农”问题从口惠变成更多的实惠。
可现在的问题是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在侵蚀着农民刚刚得到的实惠，再加上国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对人们带来的收入增加预期，问题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现在国家老想把粮价控制在一定程度，就使得外资跨国企业趁虚而入。这些外资的意图一是看好中国粮食；二是国有粮企退出之后，他们希望能进入这个市场，因为一般民营企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而外资粮商却拥有雄厚的资金。
外资粮商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 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如果等到那些跨国粮商通过渗透我们的粮食经营企业、加工企业，掌握一定的粮源，那样国家想控制就会变得很困难。
三、建国前的粮食政策演变：
粮食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问题。历史上我们也一直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从十年内战的土地革命开始，到抗日战争时的二五减租，再到解放战争时的《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等等。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但细数起来，这几十年来 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时候并不多。土地革命时打土豪分田地，普通农民的利益与党和红军连在了一起，但这时党的农村政策还很不成熟，加上苏区范围很小，战争频繁，农民要参军、支前，实际上苏区农民付出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农村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但当时主要是抗日，还要照顾统一战线，在实行减租减息时，还要鼓励农民交租交息，缓解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加上战事吃紧，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给农民的实惠也不是太多。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农村政策对战争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有一部电影就叫《车轮滚滚》。从土改运动到建国后合作化运动之前，中国农民确实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只可惜时间比较短。
四、中国粮价体制55年市场化之路：
从计划经济时代直到今天，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始终处于变革之中。在业内专家和资深人士的梳理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粮食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和未来趋向。
1、统购统销的时代：
1953年10月16日、11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此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当时的农村普遍实行集体所有制，建立了公社，农民没有自己的承包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首先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之后，剩余的在合作社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妇女、儿童、男劳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而由于国家统购任务具有强制性，遇上歉收的年景，还可能出现统购粮挤占农民口粮的现象。
国家统购的粮食作为国家储备和工业领域的产品一样，由各级粮食主管部门按照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在城市居民中间进行分配。
当时一个乡一个粮站，收上来的粮食由政府统一调拨。基层粮站搞收购，县城粮站搞供应。上学的、上班的、养猪的都各有供应标准。所以分配粮食是当时县粮食局的主要工作。
实际上，1978年开始施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国家对统购统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为了鼓励农民多交粮，1979年国家对粮食统购价提高 21%，同时对超出国家‘定购粮’的部分实行‘超购价’，‘超购价’比统购价高50%。这一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 30476.5亿吨跃升至1984年的40730.5亿吨。但是‘统购统销’的粮食体制没有发生变化，农民卖粮只能遵从国家定价。
2、双轨制的兴衰
从1985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至此，中国实行了31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打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粮站在完成“统购统销”任务的基础上还可进行“议购议销”。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进入了实质性变革时期。
按照当时的方案，要将‘统购’变为‘合同定购’，和农民签订订购合同。应该说意图是好的，但是并不太成功。合同定购取消了定购价和超购价的区别，而是采用“倒三七”的方法确定粮食价格，也就是按照定购价占30%，超购价占70%的方法确定出一个统一的价格，“结果比原来的超购价要低10%。”这导致1985年的收购进行得比较困难，因为农民们觉得价格降低了，不愿意卖粮。而最终采取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依靠行政力量的强制完成国家 的定购任务。
为了鼓励农民卖粮，“合同定购”的价格曾逐年多次发生变化，“倒三七”、“正四六”、“倒四六”……到了1989年，国家又大幅度提高了定购价，提价幅度为18%。相比统购统销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低’。
1991年底，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情况下，对粮食实行长年放开经营政策。随后，国家提高了粮 食销售价格，这被称为粮食体制的“购销同价改革”。当年5月份，口粮的销售价格提高了67%，1992年4月份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43%，“基本实现 了购销同价”。
1993年2月，国务院再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这被认为是第二次粮改开始的标志，当时提出的改革方针是“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同年4月，全国95%以上的县市都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
中国的粮食销售价格至此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
3、市场全部放开引发
但危机随之而来，当时的资本市场在1.3万亿银行储蓄的推动下正在掀起第一轮牛市行情，而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庄家则把战场开到了“粮食期货”这个掘金场，一时间，全国冠以“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名称的机构多达50多家，上市品种有7大类50多个，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有300多家，各类兼营机构多 达上千家。当时最主要的炒家都是各级国有粮食企业，在“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的指导下，粮站、粮库这些基层粮食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个体粮贩自由 经营，随便进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他们纷纷加入粮食投机的行列。一些财大气粗的省粮食公司上演了一场逼空战，引起粮价暴涨。
监管部门对粮价失控显得束手无策，只得暂停了某些粮食的期货交易。这次危机让中央认识到一个代表中央的强力调控角色是多么重要。于是当年，在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
199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规定继续坚持政府定购，并适当增加收购数量。除定购5000万吨粮食落实到户外，还下达了4000万吨议购计划，落实到县级政府。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面对已经上涨的市场价格，国家大大提高了订购价，定购综合价提高了40%。
1995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省一把手亲自抓粮食问题。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叫做莱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叫做《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文章，声称随着中国的人口增加，耕地减少，在未来将出现2亿~3亿吨的粮食缺口，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从而引发了一场国际争论。
到了1996年，政府又将定购价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高了42%，使得定购价基本接近市场价。定购价逐渐名存实亡。
4、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98年5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四分开一完善”的粮改政策，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并指出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粮食企业，主要是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 粮食收购资金由农业发展银行封闭运行三项政策。不过，此次改革的成效仍然十分有限，由于保护价早已经高于市场价，所以导致保护价无法实行；而由于1996年至1999年连续的粮食大丰收，使得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增加到50838.6亿吨，年年积压库存，市场粮价下跌，使得粮食收储企业也无法实现顺价销售；而农业发展银行里则仍保留着几千亿元的呆坏账。
2000年春天，经国务院批准，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省份。这一年发生了另一件对中国粮食体制影响深远的事件，那就是中储粮总公司组建，注册资本166.8亿元，专职从事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 理，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对分布在全国的直属库、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与市场化企业不同，中储粮的首要职责是将中央储备粮管理好、经营好，做到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自此中央储备粮的管理改革开始伴随中国粮食体制的改革。
2001年8月2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28号)，将改革范围扩大至全国，重点是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江苏、北京、天津八省(直辖市)。意见将改革浓缩为16个字，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
正是在这一轮改革中，邵文新所在的南皮县粮食局将下属的所有企业都进行了改制，通过私人集资入股的方式，使得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国有粮站和粮库仍然保留了下来，没有进行改制。
5、粮食改革继续攻坚：
2004年5月26日《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正式对外颁布，赋予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全社会的粮食流通和对市场主体准入资格审查的职能，这成为现在中国粮食流通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2004年5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宣布，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
但是从2004年开始的粮食连续增产，使得粮食的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农民卖粮难，利益受损严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
另外，在2005年，国家开始对水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并在2006年将这一政策扩大到小麦市场。“托市收购”全面展开，由农发行提供贷款，中储粮委托各直属库以及其他国储粮库具体执行。连续几年的托市收购，使得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粮源。
本来出于保护农民利益的托市收购，在国际粮价大涨的情况下为稳定国内粮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现在，广大的县级粮食系统仍然处在这一轮粮食体制改革的阵痛中，原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县级粮库在取消农业税，没有了国家“定购粮”的任务后，被完全推向市场，在和私人粮商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拥有更多财政支持的国储粮库、省储粮库、市属粮库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五、不做农业市场的逃兵：
中国似乎把投资更倾斜于国际因素，有一组数据，截止到五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到5065亿美元。美国两大房地产信贷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简称“美房二美”）濒临破产的边缘，中国是这两家机构最大的债权国，拥有3760亿美元的债权。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进口商已经拖欠了中国出口商的资金1000多亿美元，这些美国进口商的还款能力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老百姓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外国银行的金融产品挂钩的，这部分的损失好像还没有看到比较全面的统计，这几个部分加在一起中国的损失肯定是超过1千亿美元了。
相比于这些数字，中国在“三农”方面的补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当国家拼命压榨农民，让他们无心种粮，挨饿的就不是农民自己；当农民都在跟城里人抢粮食的时候，社会就会陷入困境。所以那首先是自我保护，其次才是一种投资，而且那投资原本就可以有很高的回报率的。很难想象，当最纯朴的农民都在蓄势离开土地而进入都市，都没有动力种粮，即使种粮都或者是囤积到自己的家里，或者比较高的价格卖给跨国资本的时候，中国的16亿人口将何以糊口养家，整个国家还有什么力量朝前发展。
农业是需要投资、可以投资而且是可以获得超值回报的。不要说我们的大豆与食用油被国际势力控制了，那只能说明是我们放弃了战场，市场与战场有相同的特性，兵无常态，水无常形。一旦市场出现洼地，就会有资本趁虚而入。
实际上，市场与资本有一些水的特性，工农是国家的根基，不是国家的工具，更不是被统治阶级。面对外敌入侵的不作为就是失职，就是临阵脱逃，是会让人的生命与后世子孙都蒙羞的。
注：由于本主题需要大量的历史回顾与案例分析，除评论性的文字外，以上的数据、案例与言论出自《中国经营报》7月14日相应版面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