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珞珈法律人学生讲坛"上的讲座 孙 国 东
刚才主持人的过誉之辞让我受之有愧。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学术研究的一些问题；也非常高兴在我研究生生涯行将结束之时，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教训和几点感悟。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学术之术与学问人生》，我想就学术研究的方法、策略，以及以学术为业等问题谈谈我的浅见，以供大家讨论。这个题目很大，似乎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难以驾驭的；但是，我想我会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尽力证明大家今天没有白来。
一
一直以来，我对中文“学术”一词都颇有偏见。我不明白为何不用“学问”一词代之，而非要用类似“权术”的“术”来指称专门的、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工作。一度，我曾想做一个“知识考古学”的工作以搞清该词的中文语境及其历史演变，但终因难以胜任而割舍。现在看来，该词本身也许就是“历史的多情”。
术者，策略、方法、技艺、窍门也。“权术”、“巫术”、“魔术”、“武术”、“技术”等莫不含此义。治学者，固应有学问，也当有方法。首先，让我们以韦伯式的“价值无涉”的心态来看看当下流行的学术研究中都包含哪些“术”的因素。这些“术”中当然包括正面的、积极的因素，也包括负面的、消极的因素。无论正面、负面，我们站且放弃价值判断，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描述一下。在我看来，当下流行的学术研究中“术”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曰“权术”。中国历来就是重视权术的国家，迄今国人对古人的权术之道仍是啧啧称叹，这一点从《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大肆渲染皇帝治吏、大臣谋变等权术之道的电视剧获得如潮好评即可瞥见。在当下学界，人们不仅对权术本身作了很多研究，而且学术研究本身也“权术化”了，即成为权术的一部分。“学而优则仕”之风的盛行即是明证。当下学界，四十以上的所谓著名学者很少不拥有“院长”、“校长”等带“长”的头衔，有的干脆走出校外，担任“市长”、“厅长”乃至“省长”、“部长”；一旦学校不能满足其职位要求，即以外调相威胁。对他们而言，学术只是“副业”，有的干脆把它当作“做官”的跳板，完全把学术“权术化”。 二曰“魔术”。与“政学难分”相辉映的是学术出版业（而非学术本身）的红红火火，即论文、著作的相继问世，人们如同变魔术般通过“剪刀加浆糊”手段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年论文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相竞出现的“王铭铭案”、“东南大学校长剽窃案” 、“郭敬明案”、“沈履伟案”等，以及没有任何学位的邓大才一稿多发、连续四年年均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拥有四个博士头衔的周毅教授、通过一稿九发乃至十六发在2003年发表论文113篇成为CSSCI个人发文第一名等“事迹”提醒我们，很多学者事实上把学术当作“魔术”而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本人在学界几年的愚见，这些现象绝非“孤例”，相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学术魔术化的普遍存在造就了学术事业的“虚假繁荣”：我们每年产出那么多论文，但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大、清华、中科大、南大、复旦、浙大等六所顶尖高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 三曰“巫术”。“魔术”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貌似更为高明的“巫术”。记得刚入学时，私下里曾向一位师兄讨教学术之道。他说，写文章一定要关注前沿问题，要多看英文文章和书籍。文章的注释很重要，一定要有英文注释。他解释道，由于审稿多有编辑个人完成，其学识又总是有限的，编辑们通常不能从你的文章本身判断出可否采用，而通常从你付出的成本（比如英文注释等）中判断出文章可能的学术价值；他们更倾向认为沾染西学的文章是好文章。我按照他的经验，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广泛阅读英文文献，写就了一篇主题生僻的文章投了出去，果然很快见刊了。这里反映的就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外文注释”现象乃至“抄袭外国学者”的现象。打开文科学术刊物、考量当下文科学界所谓的“海归”，我们会发现外文注释”现象“和“抄袭外国学者”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学术编辑和受众也盲目地对“西学”、“海归”顶礼膜拜——似乎外国学者就是我们的“上帝”和“伊什塔尔”，得其真传、哪怕仅仅是一点点就接近乃至发现了真理。学术的巫术化导致了学术的神秘化，既使学术远离了社会，也为学者“跑马占地”、“排斥异己”打开方便之门。 四曰“武术”。为了使“权术”、“魔术”、“巫术”贯彻到底，为了防止“不懂事的孩童”揭穿“皇帝的新装”之谜，文人们还不惜使出“武术”或忍受他人的“武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通常在学者们的“权术”、“魔术”、“巫术”等被揭发而暴露于或即将暴露于公共领域才显现其价值；但是一旦他人握有对其不利的证据，文人们还有一招，即“武术”：他们或者侠客般的收买利诱、威胁恐吓，或者地痞般的百般抵赖，或者“玩太极”、迂回拖延，或者“折财免灾”、“任人宰割”。现实中，这样的实例都已出现。五曰“技术”或“艺术”。客观地说，学术中还包括“技术”或“艺术”因素。这里的“技术”或“艺术”是指排除了上述各种“术”因素之外的“技术”或“艺术”因素；因为上述学术之术说到底也是一种“技术”或“艺术”。“技术”侧重经验和方法，以熟能生巧为最高境界，可以言传；“艺术”则强调幻象与激情，以妙不可言为最高境界，只可意会。因此，“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的升华。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学术中的“技术”因素。学术的“技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写作的“技术”与发表的“技术”。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的。我的经验是真正的学术研究需要在激情的支配下注意细节，做一个有心人。比如就论文的写作来说，很多人抱怨说不知道写什么。在我看来，这是还不清楚论文的产出之道的原因。在我看来，真正的论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是“有感而发”，而不是“应景之作”；它是建立在广泛阅读而获致的灵感和顿悟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我看来，所有的论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读书笔记”，都是“读后感”——所不同的是有的文章某一本书、某一作者为主题，这即是我们常说的“读书笔记”或“读后感”；而有的论文是以某一问题为主题，综合部分或者所有相关书籍写成（如法治、宪政等等）。因为正如邓正来所谓的一个知识铁律，即传统与增量的关系的铁律，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博览群书，而且要常做读书笔记。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要随时记载自己一时的灵感和顿悟，即便不形成文章，我一般也要都把他记在电脑里，以备后用。就论文的发表来说，也要做个有心人。比如要研究、留意各个刊物的刊用习惯（如《法学研究》、《中外法学》和《比较法研究》等刊物质量比较高，一般要求论文有想当的长度和深度；而且，一般不刊用在读研究生的文章）。还如要熟悉学术规范和各个刊物的注释体例。对于在读研究生而言，更要注意这些形式上的要求，因为现在的编辑一般很难判断文章本身的价值，而喜欢先入为主地以你的身份判断，如果形式上不合要求，录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所以，至少要做到形式上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要做到符合一般的学术规范和该刊的注释体例。
二
韦伯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叫“以学术为业”，谈到了他对学术的理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其实，选择以“以学术为业”，作一名真学者是需要主客观条件的。不少学者谈到了作一名真学者所应具备的条件。比如马克昌先生经常引已故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关于人生成功需要具备的三种因素：第一是天才，第二是努力，第三是命（机遇），来勉励学生。民法学家徐国栋教授则认为真学者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大致是要出身中产阶级，要有一定的智商，要甘做冷板凳。他特别看中经济条件，因此他公开宣称他招学生特别看中“家庭背景”。因为在他看来，“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一个屡试不爽的铁率，“无恒产者”很难作一名与世俗保持一定距离，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这当然是他的偏见，但也不无道理。正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学者们有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学者把学术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学者把学术当做饭碗，学究型的学者把学术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学者则把学术当作生命！我赞同周国平先生的观点，即学者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为了维持这个职业偶尔也写写书；作家则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为了维持这个职业，偶尔也读读书（语）。但是，当下学界读书人不读书、“学者作家化”似乎正在或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近年来，随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北大教授以及最近的清华教授“学术不端”事件被曝光，人们发现“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学者原本并不崇高的权威和形象正日益丧失。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去年，在担任武汉大学兼职助教时，我在课堂上无意中流露出对汉语学界的邓正来、邹恒甫、邓晓芒等学者（我称为“真学者”）的崇敬之情。刚进大学的同学们一时不解：“怎么学者中也有‘假冒伪劣’之辈？”在这里，我想在真学者与伪学者的对比中谈谈这一现象；当然，若对诸位师友有得罪之处，权当“愚人说蠢话，盲人摸瞎马”。
1.真学者一般比较清贫，至少不很富有。那些学界所谓 “赵千万”、“张百万”之流不是已经沦为权势的附庸，就是不务正业，把学术当儿戏的“学混”。“个个文抄公、人人盘钵满”——我这一略为夸张的形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当下真学者太少的呼唤。
2.真学者一般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淡泊名利，深居简出，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纯学术之外的头衔。那些身兼××公司独立董事、总经理，××会计师事务所主任、顾问，出入星级宾馆，夜夜笙歌，甚或“晚上是禽兽”的所谓“教授”，实为“以学助商、以商养学”的“学商”。
3.真学者一般没有担任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至少不以“行政”为主业。那些“学而优则仕”之人只是把学术当作跳板的“学官”。
4.真学者一般个人专著、译著较多，主编、参编的书少，特别是很少主编统编教材。在当下的科研评价体制下，当个主编、特别是全国统编教材的主编是最轻松、也最一本万利的事情；这也为那些伪学者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没有对真学问和真理的追求与信仰，没有多少人会出较多的专著和译著的——因为这在当下的科研评价体制下实在是出力不讨好的事！
与此相关的是，真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多是独立完成的；即便是偶尔与人合作完成一部作品，也会标明各自对作品的贡献，而不是随意攫取他人的成果。那些连代表作品都是与他人、特别是与学生合作的所谓“学者”只是占有某些稀缺资源却无心向学、也无力向学的“学霸”。
5.真学者出于对真学问和真理的追求与信仰，全心向学，一般笔耕不缀，50岁以后还能拿出独立完成的力作。当我们感叹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马克昌先生70高龄还自学日语，写下洋洋八十万言的专著《比较刑法原理》之时，这恰恰表明这样的学者太稀有，我们还没有司空见惯。我们习以为常的是“学棍”： “稍有成就”在40岁以后就“学而优则仕”；或者动辄以辞职、外调相威胁要求学校满足其职位或其他待遇要求；或者开始大规模地主编书籍、大面积地与人合作作品以换得个“名声在外，盘盈钵满”……
6.真学者一般以思想解放为特色，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他们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从来不“占山为王，跑马占地”，而采取宽容、开放、谦虚的心态对待同领域的“异己”。那些自认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老子天下第一，独霸天下学术，大搞“党化”学术的实乃“学阀”也。
三
刚才谈到选择以学术为业的问题，其实从这里我们不难概括出要作一名真正的学者所要满足的条件。在我看来，作一名真正学者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要有对真理和真知的信仰和执着追求。在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弥散的现代社会，没有对真理和真知的信仰和追求是不可能以读书为乐，做到“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比如罗素的人生三大追求：对爱的渴求，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人类困难痛彻肺腑的怜悯。正是这三个单纯而又无不强烈的激情左右了他地一生，这才成就了罗素。
其二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需要你有生存的技能或较少的物质欲望。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人只有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才能满足其精神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当然这是就一般人而言的。就一般人来说，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安心从事读书这样并不赚钱的工作。前述徐国栋教授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当下很多伪学者横行或“前真后伪”（前期真，中年后伪）固然有他们缺乏对真理和真知的信仰和执着追求有关，但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看，也是与他们多家境不好有关。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象邓正来教授那样，有生存的技能或较少的物质欲望也是可以成就一名真学者的。
其三要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要与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具备批判精神。学术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精神家园，它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即它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目标；“政治有口径，学术无禁区”。因此，真正的学者至少是“半出世的”，他们总是与世俗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求真的品格。一般来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入世随俗、避世隐居、救世献身。真正的学者至少不是入世随俗的，当然也未必就是避世隐居，它完全可能是救世献身。因为在我看来，“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菜根谭）
其四要有一定的天赋。这里的天赋主要包括阅读力、思考力和写作力。没有这些能力显然是很难从事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的。比如李龙先生，他的归纳能力就非常强。他将法律权威归纳为法律至上、法律至圣、法律至信、法律至贵。这不是一般人都能概括出来的。
因此，在我看来以学术为业、追求学问人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在选择这个职业之前需要慎思。
最后，以自拟对联一副结束本次讲座，与君共勉同思：
“学混学商学官学霸学阀追求学术之‘术’
学痴学迷学疯学狂学究探寻学问之‘问’”
欢迎大家提出学术之术与学术之道的具体问题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