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９日１４时许，没有媒体随行，沈阳市副市长王翔坤一行轻车简从，来到位于铁西新区的沈阳市生猪储备基地——沈阳春吉养猪场，与该场负责人徐春吉面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几天后，一份《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下，沈阳生猪产业发展设想》（以下简称《设想》）的可行性报告被层层上递。 ２００７年5月以来，猪肉平均零售价轮番上涨，一举跃过每斤１０元大关，并正在向１１元的历史高点进发。“高盛”、“中投”等大公司纷纷进军生猪饲养业，连不少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城市周边搞起了“圈地养猪”。 美梦于２００８年醒来，春节过后，生猪出栏价一路下跌，从每斤逼近９元，跌至目前６元附近的历史新低。猪农已至无钱可赚的地步。 “猪农不赚钱，百姓多花钱”的局面事关民生。种种迹象表明，在“一把刀”已走进历史，肉联厂业已倒掉的今天，虽然商业壁垒与行业垄断均告结束，但新的阴影与垄断却悄然袭来。官、民两方都在寻找问题环节。 丰收的“危险” 一年多的历史，正在改变３０００年的历史。 最少３０００年前，猪成为“六畜”之一，被广泛饲养于中国。而２００７年5月以来，生猪养殖业成了中国农产品界最难以琢磨的异类。 “生猪饲养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养，就像缺了点儿什么。然而，这一年多以来的经历，正迫使我们一步步地害怕养猪。”沈阳最大养猪户徐春吉指着他的猪说，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猪，但一直温顺、无争的它们，正在我们眼前迅速变得不安、恐怖起来……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两年，猪市高歌猛攻进，最好时，猪农养一头猪可获利３００多元，抱上了“金猪”。这也使得“高盛”、“中投”等大公司纷纷进军生猪饲养业，连不少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城市周边搞起了“圈地养猪”。 可时至真正的“猪年”——２００７年猪市却调头向下。５月，生猪大量出栏，联合起来的猪贩给出的收购价格低于饲养成本价，致使市场信息闭塞的猪农被市场下行的恐慌气氛包围，纷纷低价抛售生猪和种猪，造成当年下半年沈阳市场严重缺猪，年底时猪肉价格几乎翻倍。 “最终政府不得不出台生猪饲养补贴政策，耗资以百万为计算单位，与７００多万沈阳市民共同为生猪产销乱局埋单。”徐春吉回忆，当时卖一头猪仅获利５０元左右。“金猪”变成了“闹心猪”。 如今，又遇十字路口，情况如出一辙。 据徐春吉和猪农们统计：沈阳周边存栏生猪已接近４０万头，又是一个丰收年，而且正值出栏期。可年年“抱团儿”的猪贩已把收购价从每斤８．７元压低到了６．６元，逼近生猪饲养成本价。 “已有近１／３的猪农就范，开始‘斩仓’。”徐春吉说，一般成规模猪场一年的投入过百万元，出栏期获利在三五十万元之间，整个沈阳市生猪饲养行业的年利润大致在１２００万元至２０００万元之间，２００７年猪农几乎没赚到这笔钱，今年再这样，沈阳生猪饲养业有“崩盘”之危。 脆弱的产业 之所以猪贩一年一度疯狂压价，与生猪产业脆弱程度有关。
长久以来，生猪饲养工作由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猪农承担，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以讹传讹时有发生。“与猪贩相比，我们是获取信息不对等的‘弱势群体’。”徐春吉说，他是养猪户里的佼佼者，可直到现在，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还不会上网，平时也很少浏览媒体，成天在猪舍里忙。 此外，生猪属于鲜活产品，生长周期具有严格的时限性。据沈阳畜牧部门介绍：一般生猪超过100公斤后，便开始只长肥肉，肉品等级急剧下降，即所谓“干吃不长，养的时间越长赔的越多”。到这时，猪贩即使把价格压得再低，考虑到饲养成本，猪农也只能忍痛卖猪。 “但同时生猪又有着自己的生长周期，从培育母猪到产仔，再到育肥生猪出栏，需耗时一年半以上，也就是全行业从低谷恢复到原来水平的最短时间。而工业品只要设备上马，产量隔天就能翻番。”徐春吉说，这也正是每一次生猪出栏价被压到最低后不久，沈阳就会严重缺猪、肉价大涨、百姓叫苦的原因，“生猪都被赔本卖光了，新猪短时间内又无法出栏。” 为此，徐春吉和２０多家联合起来的猪农曾于２００７年底形成过一份材料，痛陈此种行业弱点对农民、消费者和管理部门造成的伤害： “对沈阳市近万户大小猪农来说，生猪长到时间必须销售，但单打独斗、一盘散沙似的经营方式，使猪农永远是市场交易中没有‘话语权’的弱者——猪肉价格高峰时，高额利润被中间环节占有；低谷时，猪农只能独自承担损失。比如２００７年5月的沈阳，联合起来的猪贩在不降低猪肉批发价的情况下，却压低了生猪收购价，造成猪农损失很大。 对消费者来说，由于生猪饲养一家一户的分散性，使猪肉的品质不具备可追溯性，加之药残检测无法实现普检，猪肉安全实际只停留在广告和运气上。 对管理者来说，一方面由于参与生猪生产的是大量、分散、无组织的自然人，导致生猪产品不可能形成统一标准，后期屠宰加工、肉类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同样难以规范；另一方面，一个普遍分散决策、挣钱一哄而上、赔钱一哄而散的行业，必然呈现忽高忽低的周期波动，无法长期稳定发展。” 但种种原因所限，下情并未上达。然而，生猪饲养业的脆弱与波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执政效果，更加大了社会的管理成本。 市长“密令”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９日１４时许，没有媒体随行，沈阳市副市长王翔坤一行轻车简从，来到位于大潘地区的沈阳市生猪储备基地——沈阳春吉养猪场。 “他很随和，也很务实。”徐春吉回忆，当时副市长王翔坤考虑到猪场的防疫要求没有进到场区里，而是在猪场门外与他详谈了一个多小时。 “沈阳生猪饲养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猪农们过得怎么样？”“怎样才能把猪农与市场联系得更紧，让百姓和城市受益？”徐春吉至今认为，王翔坤副市长的话句句都问到了他和所有猪农的心坎儿里。 交谈的末尾，副市长王翔坤让徐春吉联合沈阳其它大型养猪场尽快拿出方案，并转向随行的畜牧、检疫等部门官员认真地说：“要积极配合好，随时向我汇报。” “市政府还准备召开一次办公会，专门听取我汇报全盘计划。”徐春吉向《时代商报》展示了一份由他和众多大养猪户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下，沈阳生猪产业发展设想》。 《设想》提到：以沈阳春吉养猪场为龙头，吸纳沈阳周边20多家大型养猪场以及１０００家中小型养猪农户，成立“沈阳猪业联合体”；两年内，由政府和猪农共同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建成“沈阳市生猪生产示范基地”，形成年产仔猪15万头、育肥生猪10万头，存栏生猪总数40万头以上的，可以控制沈阳市场的生产能力；随后，与规模大、信誉好的生猪屠宰和批发机构形成集养殖、屠宰和肉类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统一防疫、检疫、饲料等养殖作业标准，抛弃猪贩控制的中间环节，由猪农直接面对市场、平议肉价。 但问题似乎并未因此而全部解决。《设想》一问世，诟病随之而来：“谁又能保证所谓的‘沈阳猪业联合体’日后不步猪贩后臣？”记者辗转采访到的１０多名猪贩反问，一厢情愿的猪农由谁来监管。 “丧失阵地，当然不快，可以理解。”徐春吉笑道，《设想》已经负责任地提出，“沈阳猪业联合体”必须到有关部门备案，稳妥起见，还要有请官员任职其中，有必要可以是正职，“与猪贩不同，猪农的小命攥在政府手中，敢胡来吗？” 目前，沈阳已有近半数大小猪农对《设想》的可行性表示赞同，并计划参与其中。而上述“沈阳市生猪生产示范基地”也在徐春吉的先行出资下业已开工。 “钱也许不是第一位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重视和决心。”徐春吉说，往年就连除夕他都要在猪场里忙，可今年中秋他特意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到沈阳最大的商场给自己买了身新衣，为的就是那场期待已久的“政府办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