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料：透视铁本事件】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痼疾难除
一个最高年产量不足80万吨的民营小钢铁企业居然一下子就能够上年产840万吨、相当于一个首钢规模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自有资金仅有3亿元，却能够筹集100多亿元的项目资金；本该经过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审批的项目，却被分拆成22个项目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轻而易举地越权审批通过；如此一个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没有通过环境评审，就已经擅自开工建设；占用6500多亩土地，其中大部分为耕地，却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２００３年，全国钢铁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９６．６％；２００４年一季度又完成投资３３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７．２％。从产量看，２００３年达到２２２３４万吨，占世界的２３％。媒体惊呼，“大炼钢铁”再现中国大地。
此时，国家发改委对钢铁行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再叫停。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发改委的通知，对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提出明确要求后，国务院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４日召开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建设项目进行认真清理，并将结果上报。随即，国务院派出联合检查组赴重点地区进行督促检查。铁本撞到了“枪口”上。 ２００２年初，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铁本”）筹划在常州市新北区魏村镇、镇江扬中市西来桥镇建设新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该项目设计能力８４０万吨，概算总投资１０５．９亿元人民币。２００２年５月，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先后成立７家合资（独资）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２２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２００２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先后越权、违规、拆项审批了铁本合资公司的建设项目。在“审批程序”完成之前，铁本在２００３年６月就进入现场施工。对于这起事件，铁本公司当然难辞其咎。据调查，铁本公司曾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贷、违规将项目拆分报批、违规征地拆迁、违反环保法开工等，这些行为都有违法犯罪之嫌；另外，该公司还涉嫌偷税漏税。但是，这起事件之所以被酿成，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铁本之所以能得逞，是由于地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纵容庇护的结果。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批准和失职，项目就不可能立项，铁本占地就不可能合法化，就不可能实施征地拆迁，也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贷款，更不可能偷税漏税。在这个项目的审批、立项和实施过程中，所有的应该成为执法者的政府部门不但没有当好国家的“看门人”，而且还都成了合谋。
事实上，铁本事件除了刚好处于国家正在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的钢铁行业，涉案金额又特别巨大之外，和一般的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官商勾结侵占耕地、银行违规贷款案没有太大的区别。更为典型的是大量的开发区、工业园区还在继续兴建，动辄数亿元、甚至几十上百亿元的投资，占用数百亩甚至数千亩良田的项目，不仅仅在市、县一级被违规越权审批通过，甚至仅通过乡镇一级就能上马。
这背后，问题的本质也依然是已经存在了20年的痼疾：“政府过热”―地方政府热心于通过投资推动本地经济，必然就会导致以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行为，也就必然会有企业借行政之力来抗躲中央的市场调控手段。
在经济的社会政治价值日趋重要的现代社会，人们很自然、也很坚定地认为投资规模、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等数量概念是评价政府绩效和政府官员是否称职的最直接、最恰当、最公正的标准，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注重扩张的政府绩效评估价值指标体系。这种以数量扩张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标准观念，使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地寻求能加快经济增长、促进本地区经济规模总量扩张的有效方式。这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是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实施的必然结果。因为行政性放权实际上就是通过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限来激发其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然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并不都一致，地方政府总有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特别是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数额大、增长稳定的税种大多列入中央财政，地方必须兴办更多的企业才有可能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也愈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领导都天生有财政扩张的偏好，喜欢争拨款、举外债、压银行，从而聚集更大的资源，创造更大的“政绩”。经营得好，地方百姓可能受益，地方领导本人也可以获得提升。即使经营不好，弄出“财政危机”，地方领导只要没有中饱私囊（或是中饱私囊未被发现），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换个地方做官，而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袱，最终还要由中央政府也即全体国民买单。
换句话说，这就是地方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一地的损失要由全国人民负担，前任的窟窿要由下任来补，而当事人没有破产坐牢之忧，反而有升官发财之利，这种诱惑当然是难以抵挡的。
因此，减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除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外，还要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科学划分和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务管理范围和相应拥有的权力，使中央合理集权与地方合理分权在政治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动态平衡，初步构建起既能发挥中央权威又能增强地方活力的权力关系框架。
行政调控之辩
此次投资增长加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盈利预期和实际利率走低是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企业因盈利预期而投资，并对自己的投资效果负责，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该进行微观干预。但投资过热有更深层的原因，铁本事件表明，企业显然获得了地方政府主动动用行政力量与资源的协助，这会扭曲企业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并从事实上分担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试想，如果没有地方政府行为的错位，企业的投资冲动又会减轻多少？银行贷款的胆量又会减少多少？投资增速又会降低多少？
其实早在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就通过各种形式与多条渠道对相关行业发出了“过热”警告，并不断提醒投资者注意市场潜在风险。到了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实施宏观调控。随后人民银行两度动用“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利器，国务院也宣布调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四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但这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显然难以奏效，今年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创下了53%这样的新高，投资面临着全面失控的危险。
显然，中央政府无疑是首选了货币政策、价格杠杆等市场手段来实现目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的“铁本”案处理进展，却使得这个方向陡然有了不同：此案的具体表现在当事方自然是在审批、用地、纳税等方面严重违法违规，所以难逃相关制裁，但这个特殊时间的背景，也令这些处罚具有了令人熟悉的行政色彩。虽然宏观调控的相关操作需要时间来展现效果，但第一季度的“高热”难退，其实已经暗示相关市场手段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铁本”百亿元项目违规上马的过程，更是直接透露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
铁本事件暴露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现实中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地方政府由阳奉阴违发展到公然对抗。中央政府的市场化调控手段，并不能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相抗衡，面对行政行为对市场经济介入而造成的破坏，需要更大的行政力量来对这种破坏进行修补。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板子也不能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中央各相关部委也有应改进的地方。对于铁本事件，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领导都提到了政府审批改革的问题。一位企业负责人说，按现在的效率，走完程序至少要一年，然后建设至少还要一年，两年一过，市场情况还和现在一样吗？所以，政府的审批制度也要配套改革。
另外，企业和银行等相关部门的盲目决策，除了自身素质和内部监控机制有问题外，也与缺乏信息有关。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应加强宏观预警和指导，建立一个透明、权威、详尽、全面的信息平台，让企业和银行提早了解行业过热与否，避免盲目投资。
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改革落后的金融体制，使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能够得到金融市场的积极配合和有效制约。银行系统要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地方政府的习惯。不要以为有地方政府支持，贷款就没问题了，在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今天，银行必须按法制社会的规则办事，而不是依赖地方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