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彼岸的诱惑》读后
在“洋品牌”全面登陆中国之际，对这些品牌的中文译名是否合适常常引来诸多争议，但有一个品牌自进入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品牌译名中最能传神的，那就是“可口可乐”。
但很少有人知道“可口可乐”这一译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又是由谁翻译成中文的。想不到近日随手翻书时，却无意中找到了这个答案。
“据说CoCaCoLa随着美国大兵进入远东时，公司急于起一个中文名字，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华裔英语散文名家蒋彝大笔一挥，“可口可乐”就诞生了，蒋彝得润笔30美元。”
这本有趣的书便是学者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
书中这类有趣的的逸闻比比皆是，如茅盾第一部长篇小说《虹》的主人公“梅女士”确有其有，而且有着比《虹》里更加惊心动魄的经历；如林语堂为什么从来没有用中文写过小说；著名学者吴宓一直宣称要写的小说为何最终未能写成，等等。
但不能因为“有趣”而将这部作品当作者闲时的“游暇之作”。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本薄薄的书，写了二十多年，从1978年重新允许读书开始，一直到今天。”
随后，赵毅衡“夫子自道”，“这是我想写的书，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既不能靠此挣工资升级，又不能作学术会议发言，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一句话，这是纯为爱好而写，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读书后涂下的文字，但是又积习难改，掌故轶事中，想说出点意思。”
在这本副题为《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的书里，作者有意回避了胡适、杜威、布莱希特等“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量级人物”，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
而作者所选择的傅斯年、邵洵美、燕卜荪等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却由于他们独特的经历与个性，而在作者的笔下再现出他们被时间遮蔽的光彩。
而透过这些历史人物，作者想说的那点“意思”，概而言之则是“20世纪，中国人到西方，是去做学生的；西方人到中国，是来做老师的。”
而这一来一往之间，由于文化的误读和历史的乖谬，却无意中形成了双单向道——表面看来有来有往，实际是两个单向：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来中国当老师。
作者以译作为例，“中国一个世纪翻译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可能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无书不译。但是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哪怕影响巨大如马尔罗的《人境》，在中国一直无人问津，即使译出，读者都看不出好处。除了细节失真，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读者的期待：在译作中应看到西方性/普遍性。”
但这并非历史的全部，身为精通西方文化与文学史学者的赵毅衡同时指出，
“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又有反思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三步看来走了个之字形，每一步却都有人借重中国文化。”
有趣的是，这一推进，却是以“非汉学家”大师们普遍的“误读”与“误解”为基础而实现的。但“西方文化史的推动者，是他们，不是专门家。”
作者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对于西方借助中国文化资源而获得的文化成果，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并非没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要中国思想者作双重转化阐释——先还原到西方现代的文化动机上；再还原到中国当代的必要性中。
“流行的人云亦云，不过是把西人的无心误读，变成我们的有意错用。”
对于赵毅衡的这番见解，曾经拍摄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段文学或许可以作为旁证。
“要了解中国，一个人也许该在那里住很长时间，但是在一次辩论中，一个著名的汉学家提到，谁在中国呆了一个月，就自以为有资格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就只能写几页，几年后，就干脆什么都不写了。这当然是说笑的话，但确实证实了掌握这个国家的深层真实的困难。”
安东尼奥尼同时写道，“面对这个巨大的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相当矛盾，就象在马尔罗笔下的人物Ling W.Y.身上有一种‘西方的诱惑’那样，在我们身上则有一种‘中国的诱惑’。”
正是这种诱惑，让安东尼奥尼在文革后期来到中国，用他的镜头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最珍贵的历史回忆之一。
有趣的是，安东尼奥尼在文中谈及他去中国前的“中国想象”与到中国后的“中国印象”，其差异之大恰好印证了赵毅衡在书中提到，某些终生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梦游者”，却从未来过中国，“遥遥保持‘祟拜距离’”的有趣心态。
最后，对于从未读过赵毅衡其他作品，也不关心“中西文化交流”这么沉重命题的读者，我还找到了一段更为简单有趣的“广告语”，它来自一篇网上的博客日志：
“买了一本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分东游，西游，梦游三部分，写中西人物，文字好，见识也好，还嵌有许多小八卦，甚是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