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在拿着遥控胡乱转台的时候听见电视里的那句话的——那位一脸深沉的“新闻调查”主持人抑扬顿挫地说，“原来刀郎不是一个人。”
这话一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就在几天前，我第一次在朋友的车上听到刀郎的歌时，还问了句“这个介乎蟑螂和螳螂之间的家伙是谁？”并因此而被朋友大肆嘲笑为“不懂行情”。
现在连新闻调查的阿丘都说“刀郎”不是一个人，眼看俺不但即将“沉冤得雪”，更可一步跨入预测大师的行列，当然得竖起耳朵听个明白。
听明白后不禁大失所望，原来正宗刀郎虽然不是人，但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动物。它是一种地方文化，据主持人说，新疆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叶尔羌河流域古称“刀郎”，生活在刀郎地区的维吾尔人自称刀郎人。刀郎人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其中尤以传统音乐歌舞“刀郎木卡姆”为代表。
失望之余再听刀郎的歌时，突然发现跟以前听的有些不一样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竟然真的听出几分新疆民族音乐的韵味来了——看来就连听歌也要有点文化修养。
这么说是因为手头正在看一本有趣的书，《谁杀了古典音乐》。
台湾著名乐评人杨忠衡在译本前言中写道：“正当台湾兴致勃勃地学习国际音乐时尚时，却传来古典音乐被谋杀的消息。这则惊世骇俗的宣告出自《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作者是英国知名乐评人诺曼．勒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而他所举发的凶手，正是这些创造荣景假象的企业、古典明星、唱片界和经纪人。”
勒布雷希特被视为“当今乐评界的奇葩”，他是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m）》和《星期时报（Sunday Times）》专栏作家，“具有超强的活动力、记忆力、英国人特有的机灵与几近刻薄的幽默。他对台前幕后无所不知，追踪消息颇有小报传媒“狗仔队”的奋战精神。文笔隽永生动，化陈腐为神奇。时如李敖文风，用字荤素不拘，不避旁门左道，资料旁征博引，得理处不饶人。”
在绝大多数爱乐者心目中，古典音乐如同故宫里的翠玉白菜、罗浮宫里微笑的蒙娜丽莎，是无瑕的存在，不该与任何权谋、丑闻扯上关系。但这本书则满载最劲爆的乐坛黑幕，把熟悉的音乐名词，与金钱、权力、政治和性丑闻贯串一气。
作者认为音乐经纪人缺德、唱片业唯利是图，音乐家名利熏心，联手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不但扭曲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破坏音乐自给自足的健康生态，也因音乐品质沦丧而流失人口。为了证明其观点，勒布雷希特不厌其详地举事实为证。第一章《性、谎言、激光视盘》描述古典音乐萧条惨状，第二章则加深哀鸿遍野的印象。第三到第六章是一部从欧洲到美国的音乐舞台风云史。第七到第十三章则分门别类细表各领域音乐工作者的劣行恶迹。值得注意的，第十四章长篇叙述日本新力集团介入音乐事业的经过，这是古典音乐史中唯一的强大外力。
最后一章中，勒布雷希特如致祭般哀悼曾风光一时的音乐工作者，他说，“过去的期待与兴奋如今安在？……答案是消失在同质化、流行化的潮流中，为迎合大众口味而沦为庸俗化的古典可乐。”
杨忠衡在为勒布雷希特“密探般无孔不入的灵通耳目”而不禁“脱帽致敬”的同时，也对他的极端姿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勒布雷希特显然轻鄙资本社会的虚伪，却也不认同社会主义的缺乏自由。他希望藉批驳眼前的人与事，烘托心中纯真的音乐乐土。遗憾的是，他太忙着表达自己的不以为然，却无力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尤其把古典音乐没落原因上纲到人性沉沦时，就再也无法从实务面去寻求解决之道。”
在杨忠衡眼里，“作者语多活泼，似是时代尖端的先知，实则是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在他眼中，古典音乐是神圣经典，不容许被淘汰。从事古典音乐的人，则应像神职人员一样高洁，全心奉献不得踰矩。”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序言的结尾苦口婆心地奉劝读者，“读友不要以偷窥隐私的心情，专挑辛辣地方过瘾，也不必以一颗纯洁的心，全盘接受作者过度直观的道德情怀。”
不好意思的是，身为古典音乐门外汉的我虽然不至于“以一颗纯洁的心，全盘接受作者的道德情怀”，却也不免犯下“偷窥隐私的心情，专挑辛辣地方过瘾”的毛病。
但在过完瘾后，我却依然有种不满足的感觉，那就是身为一个“准古典音乐爱好者”，我本希望从这些大师秘辛里揣摩出一两分他们创作传世名曲时的心境与背景，从而加深一点自己欣赏这些名曲时的感受，但坦率地说，在这本书里得到的收获寥寥无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象是历史著作中的“稗官野史”，读者通过它们固然可以获是不少谈资，但真正要了解历史真相，还得回头去读《资治通鉴》或二十五史。
野史毕竟不是正史，即使作者野心勃勃，要在书中为读者描述出一幅“古典音乐沦陷”的全景图，但其“野史”的角度就注定了本书在论述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视而不见”的疏忽——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疏漏。
在我看来，勒布雷希特在书中至少有一点没有谈到，那就是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听众，而一个时代的听众——包括他们的修养和兴趣——反过来又影响着那个时代的音乐创作。
以其他艺术门类而言，现代中国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古人那样对诗词的感受力呢？甚至就连古代汉语，能够读得通的都已经越来越少，我们是否应该因此而责怪出版商和现代出版工业呢？
就这一点而言，我同意杨忠衡的看法，那就是作者误把“古典音乐事业”的灭亡，等同于“古典音乐”的灭亡。而在杨忠衡看来，“企业发展本是优胜劣败的斗争，但文化则是永恒的，未必因事业荣景不再而灭绝。”
好比“中国诗词”、“英国戏剧”、“希腊哲学”……早非营利品，但谁能否认这些东西永远有深厚影响力呢？自由社会让市场决定事业的存废，唱片是时尚、舞台表演也是时尚，其命脉随社会结构而变，它们的存灭一丁点都不会动摇音乐的本质。
时至今日，欣赏古典音乐已经变成一种修养，它需要欣赏者具备相当的历史知识和音乐素养——这对于数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听众来说，恰恰是最不需要“补习”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代音乐工业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在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为现代人生产“消费品”，就象任何消费品一样，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满足而不是改变人的欲望与需求。
“谁谋杀了古典音乐？”作者一再追问，但是不要忘了，唱片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以我们这些“不求甚解”的消费者为前提的。我们这些贪图安逸的听众，实际上正是“谋杀”古典音乐的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