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个无可争议的繁荣时代，但也是一个让人忧虑的时代。
就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市场观察日益深入人心的同时，每天打开报纸或互联网，我们却在准备着领受接踵而来的丑闻与“黑幕”：庞然巨物安然公司在谎言里轰然倒塌、通讯业霸主世通公司因为造假而面临清盘、欧洲食品巨头帕玛拉特公司的财务欺诈演变成意大利政府的“政治问题”。
假如说这些大洋彼岸的故事还显得离我们过于遥远的话，那不妨看看我们身边吧，银广夏、蓝田股份和中科创业明目张胆的造假令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周正毅、杨斌们的“财技”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居所和田地；汽车公司的霸道让消费者投诉无门，只能以“怒砸爱车”泄愤；跨国企业的超额利润却来自中国民工的非人待遇……
对这一切，善良的人们总是以“个别现象”为理由安慰自己——这只是因为市场经济还未成熟、管理措施没有跟上或者个别企业头目的“丧心病狂”。然而，在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知名社会批评家查尔斯·德伯，这些层出不穷的丑闻却远非“个案”那么简单。
公司本身是经济单元和经济行为体，但在发达国家，为数不多的大公司财雄势大，拥有强大无比的实力，其行为影响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已经成为牢牢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权力体系。针对这一21世纪的突出现象，查尔斯·德伯尖锐地指出：大型跨国公司已经侵占了普通公民和政府的权利，对社会的民主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企业的魔力其实就是一系列为人们所珍爱的信念与梦幻。它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并且形成了特有的美国文化。……然而，从本质上讲，企业的魔力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功掩护下，企业的力量在数十年间不断地增长着。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些庞大的、令人惊异的跨国公司的存在——美国通用电气、微软以及迪斯尼公司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不过，它们所具有的优势的本质则是一种潜在的权力转移。而正是这种转移摇动着民主体制的根基。
“随着一种全新的、温和的民主形式的流行，企业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在这种民主形式里，每一个美国人的权力正在被悄然转移到那些庞大的企业当中去。与此同时，公众的义务也被逐渐淡化了。目前，政府越来越无视公众的意见，而企业几乎完全对其社会责任视若无睹，同时，它们开始肆无忌惮发攫取公众的权力。”
这就是查尔斯·德伯在《公司帝国》中所着力阐述的一个现象。在本书的开头，德伯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在1864年写下的一段话：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风暴就要袭来。它让我感到不安，让我浑身颤抖。因为，我们国家的安危正系于一旦——企业巨人已经登上了王位，而高层腐败的时代也即将到来。在我们的国家中，金钱的力量将竭尽所能地去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所有这一切是建筑在人们的偏见之上。终有一天，我们的财富将集中在个别人的手中。而那时，合众国也将走向灭亡。”
140年后的今天，这些“企业巨人”的规模已经庞大到连林肯都无法想象，而它们的力量则令整个世界为之颤抖。
“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版图上，那些规模庞大、影响力超过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正在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年销售额则远远大于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敌沃尔玛公司的业绩。美国通用电气拥有着数以百计的子公司——其中不乏象“通用金融”这样的巨型企业——而它们的势力范围比大多数国家还要广大。
“象通用电气、时代华纳及菲利浦莫里斯集团这样的200多家企业巨人正支配着美国的经济，并且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繁荣。1996年，这些企业的总收入已经超过了除世界排名前九位的所有国家的收入之和。”
查尔斯·德伯对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地位和操控作用进行了深刻的部析：在美国国内，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在世界的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与个别国家的贸易往来，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微笑着让那些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外国政府债台高筑。
这些曾经作为“一种抵挡市场风雨的庇护所”而培养了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忠诚以及道德感的企业，在今天却演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阴影，“……在当今美国人的生活空间里，已经几乎没有一块净土能够逃脱公司帝国的操纵了。从个体上看，今天的劳动者、消费者以及国家的公民们已经成为了公司帝国的一颗颗螺丝钉。”德伯认为，更加值得忧虑的是，“企业所倡导的和所摒弃的东西正在左右着人们道德观的形成。同时，这也是造成今天社会价值沦丧的真正根缘。”
正如本书前言的作者拉尔夫·纳德所指出的那样，查尔斯·德伯的《公司帝国》一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和更为深邃的视野。它站在历史的高度，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于“企业巨人症”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不仅包含了作者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阐释，而且它能够帮助读者了解企业的相关决定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所造成的种种影响，揭开企业在每天不断高涨的宣传攻势和愈演愈烈的幕后操纵下那神秘的面纱，拨开笼罩着商界的重重利益迷雾，引导人们参与到唤起特权企业“公众责任”意识的行动当中去——虽然这种行为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纳入了政府的考量范畴。
德伯在书中呼吁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强化商业道德的民权主义变革运动。而对于正处于市场化和国际化双重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德伯的洞见又有着其独特的意义。
一方面，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琮所指出的，“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步步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如果说十年前这些大公司对我们广大群众来说还是陌生的，那么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我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外国公司的活动及其影响都备加重视。但至今我们仍停留在考虑如何借助他们，以加强自己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而对他们的实质，他们对我国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则无瑕深思。”通过德伯的《公司帝国》，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在国际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与中国的角色与定位。
另一方面，德伯的反思也让我们对自身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有了更深的思考，经济学家赵晓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以利益而不是建构在成熟的财富与市场伦理基础上的。这种财富伦理的缺失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为“日益增长的财富与日显贫乏的财富伦理”之间的矛盾，赵晓断言，“从长远眼光计，中国社会变革并非经济变革，而是文明转型，其中的功课，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而查尔斯·德伯的《公司帝国》，则为我们刚刚开始的“功课”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参照系。
